恩格斯(2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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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不仅是对法国党的，而且也是对第二国际其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首先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当时，这个党的立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是先进的。在实施特别法的条件下，由于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结合，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党不仅没有脱离群众而孤立，而且还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对群众的影响。恩格斯在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特别法废除不久后这个报纸就停刊了）读者告别的信中总结了德国工人和他们的党反对特别法的英勇斗争。恩格斯在追溯1848年，追溯《新莱茵报》时，关于实施特别法这段时期是这样写的：“这同样是一种革命的时期，从那一刻起，即在维登代表大会上，党又重新恢复了，并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斗争。” 　　统治阶级亲眼看到俾斯麦想藉特别法来使社会民主党脱离群众而孤立的企图破产了，因此，1890年1月25日国会便不拟再延长这个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现在统治阶级转而采取“新方针”，即采取“怀柔”策略，采取向工人运动曲意逢迎的政策。　　随着特别法的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条件又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党现在获得了合法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可能性。　　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的策略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党内又重新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和70年代末期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实施时所发生的危机的性质几乎是一样的。　　首先起来反对党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者“青年派”（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反对派是由一批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的年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所领导的）。这一反对派不懂得利用合法条件的必要性，他们要求党放弃议会活动，责备党在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责备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当《萨克森工人报》——“青年派”的机关报——企图宣称恩格斯和反对派是一致的时候，恩格斯对于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并趁此机会详尽而彻底地批判了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青年派”的理论观点是一种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谈到这点的时候，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关于70年代末流行于一些法国人中间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所说过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青年派”的脱离实际的冒险策略。用他的话说，这种策略甚至能使一个最强的、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葬送在它的一切敌人的大笑声中，并且完全是咎由自取。　　恩格斯嘲笑“青年派”自以为在党内占有很大比重、起很大影响的这种自负和错觉。他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党员所应该走的道路，指出他们要成为领袖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应该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受的那种尚待自己加以彻底批判的‘学院式的教育’，完全不能使他们在党内获得领导干部的头衔和与之相适应的职权；让他们了解：在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一个普通战士做起；让他们了解：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光是有写文章的本领或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甚至二者都确已具备，也还是不够；让他们了解：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很好地熟悉党的斗争的条件，完全通晓斗争的形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战士的行列中。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的教育’的人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这是恩格斯还在“青年派”表示否认议会斗争和开始公开反对党以前，就对他们进行的批评。在“青年派”变得更“左”的时候举行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如果“青年派”的领袖们不服从党的决议，他们就必须退出党的队伍。反对派的代表们示威性地退出了党代表大会，最终地和党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　　党内的“左”倾分子的活跃和统治阶级转而采取“让步”的这种情况都使得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积极活动起来。恩格斯早已预料到在特别法取消后党内机会主义右翼就可能采取进攻，福尔马尔的言行首先表现了这一点。福尔马尔认为政府的“新方针”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他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用拳头打击恶意。” 　　福尔马尔认为统治阶级的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他就以这种观点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由此在逻辑上就推出福尔马尔放弃革命的结论，推出福尔马尔的这样的论断：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是“始终不渝的和平发展”的结果。　　当时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决不是孤立的。　　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复发了，改良主义的幻想重新抬起头来。　　甚至党内的一个公认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常常大谈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任何谈论武装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都算做是无政府主义者。　　李卜克内西向恩格斯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和政府发生新的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刚刚争得的合法地位。但是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言论提出了坚决的抗议。恩格斯在1890年3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则，随便哪个敌人都不会相信你这种说法，他们不致于蠢到这种程度；再则，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有人想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挨上去给人家打”恩格斯越来越频繁地指出党的那位“理论家”——考茨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初次和考茨基认识的时候就看出来的。考茨基带学究气、经院习气，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带有庸俗气，最后，如恩格斯在给阿德勒的信中所写的，“和真正党的运动缺少联系”。关于考茨基，恩格斯写道：“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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