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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恩格斯把德国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成熟的国家，因而他认为如果沙皇俄国和法国一起战胜德国，那就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大大倒退。

　　因此，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起来保卫国家。恩格斯强调指出，只有用革命的办法，只有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仿效1793年雅各宾战争的榜样来领导革命战争，夺得政权，保卫德国才会有真正的把握。恩格斯写道：“简言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来年以后获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就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的期间抬不起头来。”

　　于是，恩格斯就号召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努力为维护和平而斗争，以便尽量推迟即将来临的战争。

　　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战争。“只有当欧洲各国人民都成为自己国家真正的主人时，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才会出现真诚的国际合作”。

　　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和恩格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中论到的那种战争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可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企图假借马克思、恩格斯在截然不同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所采取的立场，来掩饰他们的叛卖的策略，即支持“自己”政府所进行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

　　由于第一批革命战斗的时期的临近，恩格斯在晚年特别关心俄国国内的发展和俄国革命的前途。国际局势的尖锐化使他对俄国的情况更加关怀。

　　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证明：农民改革不但没有消除存在于俄国的社会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更尖锐化了，使保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关于1861年的农民改革恩格斯曾预言性地写道：“欧洲自由主义报刊所一致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案，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落后的、专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是欧洲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农民的觉醒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把俄国看做是给予欧洲革命强大推动力的国家。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写道：“俄国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

　　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专心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研究了俄国的科学和文学。1892年，恩格斯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对后者刚寄给他一批俄文书籍表示感谢，他说，在这些书籍中“门得列也夫的著作特别使我感到兴趣”。由于恩格斯熟悉俄国的科学、俄国的先进社会思想，他对于俄罗斯人民的智慧和道德品质给予很高的评价。1893年10月，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和具有高度才能的人民”。他相信这样的人民，相信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相信他们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当丹尼尔逊抱怨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时，恩格斯就在回信时对他说：“像你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会经得起任何危机的。”对俄国革命青年在寻找科学的真理，寻找真正的革命理论时所表现的顽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恩格斯曾给予特别高的评价。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两书在俄国销路之广是任何地方比不上的。《资本论》的第一种译文是俄文这个事实，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获得许多材料证明俄国学者和俄国革命青年对《资本论》有浓厚的兴趣后，就做出结论说：《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俄国的不以人们愿望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国内市场和商品关系的扩大，毁坏并且瓦解着村社；他指出，俄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在农村除地主之外，还出现了高利贷者富农、土豪（这些字恩格斯通常是用俄文写的）；他指出，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正在进行着。恩格斯强调指出，在村社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进行得特别缓慢，给人们的痛苦特别多。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还是不止一次地谈到村社的命运问题。在许多文章以及和俄国革命者的通信中，恩格斯指出：从他和马克思一起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时起，俄国村社所有制的瓦解过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使恩格斯不能重复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对村社命运问题所做的那个回答了。恩格斯没有断言村社是否还那样完整无恙。

　　他这样写道：但是，要从这种村社完整无恙地保存点什么东西下来，那就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无产阶级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坚定不移的、彻底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就是马克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只要把马克思的理论和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条件结合起来，就能够找出这样的策略。”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极力纠正《劳动解放社》的严重错误，帮助他们“找到”在俄国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策略”。

　　恩格斯第一个警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他们提防和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相违背的教条主义和书生习气。俄国文学家、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参加者阿·沃登回忆起1893年在伦敦和恩格斯会见时的情况，他叙述道，在谈话中，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硬地搬用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学说，而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对于《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恩格斯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他指出必须对许多问题，首先是俄国的土地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土地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于地租学说，以及对于俄国的实际革命活动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最好由普列汉诺夫来从事俄国的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恩格斯既没有活到俄国成立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也没有活到成为历史转折点（他曾屡次这样预言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恩格斯希望还赶得上“看一看20世纪”，还能活到欧洲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但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工人阶级即将到来的胜利，对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主义的纪元——的必然到来，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当意大利《新纪元》杂志的编辑请求恩格斯简要地为即将到来的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下一定义，来和被但丁称为“一些人作威作福，而另一些人受苦受难”的旧纪元相对比时，恩格斯就用《共产党宣言》中带预言性的话回答他：“代替那存在有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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