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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虽然恩格斯在无情的飞逝的岁月中已度过了70个年头,但他仍然像青年人一样地朝气蓬勃和愉快乐观。他的身体还是灵活而强健的,胡须稍微有些灰白,头上找不出一根白发,从这一切看来他最多不过20岁。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这样描写70岁的恩格斯:“如果从他的头发看来,他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年轻。”恩格斯在精神上还更要年轻,他还是那样脑筋灵活、精神愉快、饶有风趣。爱琳娜说,就这方面看来,恩格斯是她所认识的人中间最年轻的。爱琳娜谈起,恩格斯在1888年和她、她的丈夫、恩格斯的朋友萧莱马一起游历美国的时候,他是最愉快、最活泼的旅伴和交谈者。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他都要在甲板上散步,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即遇到路上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决不绕过去,而是跳过去或爬过去。除去游历美国之外,恩格斯还和萧莱马一起在1890年游历了挪威。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具有巨大的工作能力和充沛的精力。他继续进行着如此巨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就其繁重程度来讲,是十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只要看一看恩格斯接到的邮件就会使人惊讶:每天都有一大堆各种欧洲文字的报刊和书信送到瑞琴特公园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他总能抽空看完这些报刊和书信,评论发生的一切事件并回答来信。

  恩格斯工作时也仍旧像往常一样地专心致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恩格斯住的地方永远是整齐清洁,秩序井然。“在他的两间宽大和光线充足的房间里,靠墙的地方排列着许多书架,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以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他也同样的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好像随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穿得如此久而一直保持原来的式样,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

  他自己省吃俭用,绝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对求助于他的党内的同志,则无限慷慨”。

  恩格斯的家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拜会恩格斯的场所。在这两间房间里,充满了各种语言的声音,特别是在星期日,在这个恩格斯照例接待宾客的一天,这种声音更为厉害。凡是有幸到过这里的人,一生都会记得这些难忘的星期日的夜晚。像拉法格所说的恩格斯聪明机灵,谈笑风生,他给这些夜晚带来了活跃、热烈和愉快的气氛。

  尽管来拜访恩格斯的人是如此的多,但恩格斯并不接待所有来拜访的人。许多年来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已惯于警惕地对待陌生的或是值得怀疑的人。对于那些叛变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走。爱琳娜·马克思写道:“有一样东西恩格斯是永远不会饶恕的那就是伪善。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叛变了党的人,是永远得不到恩格斯的一点宽恕的。”

  虽然恩格斯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难以估计的贡献,但他仍旧像以前一样,非常朴素和谦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把他当做自己公认的领袖而尊敬他关怀他,但他总是解释说,这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当恩格斯70寿辰的时候,祝贺他的电报、信件、礼物、党报上的文章如雪片飞来。他强调指出,他认为这些荣誉主要不应当归功于他自己。他写道:“我既有幸收割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所种下的光荣和荣誉,我只有保证用我的余生来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在将来尽可能地不负大家给予我的荣誉。”恩格斯并且请求把给予他的荣誉,当做奉献于马克思墓前的荣誉的花圈。

  恩格斯以敬仰的心情悼念马克思,以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成就而自豪。他严厉地打击那些企图诽谤和诬蔑马克思从而损害国际工人运动的人。布伦坦诺诬蔑马克思,说马克思在引格莱斯顿的言论时是歪曲了的。恩格斯根据许多文件揭露了这种恶毒的诬蔑。他不仅忠心耿耿地维护着马克思的死后的声誉,而且也同样地维护着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死后声誉。

  回击任何对这位女性进行诬蔑的企图。如恩格斯在其墓前演说中所说的,这位女性“不但分担了她丈夫的命运、劳动和斗争,而且是积极地、专心致志地、热情似火地投身于其中”。恩格斯把对马克思的热爱也转寄于马克思的孩子们的身上。当有人非难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而间接涉及爱琳娜时,恩格斯为了保护她进行了一场极大的斗争。他在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生前曾嘱托过我,要我在他死后像他自己那样关照他的孩子,并尽我的力量维护她们,使她们免受任何诬蔑。我要维护她们,哪怕我必须对付50个执行委员会,我也仍然要这样做。”

  恩格斯以极其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对待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女仆——犹如他家庭一员的海伦·德穆特。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回忆德穆特的时候,也说她是“一位最崇高的女性”。马克思死后,海伦(琳蘅)就搬到恩格斯家里来。那时恩格斯在妻子莉希(死于1878年)死后过着独身生活,海伦就替恩格斯料理家务。恩格斯在1890年11月5日,即琳蘅死后第二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琳蘅在他和马克思的一生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时写道:“我和她是留下来的最后两个1848年以前的老战士。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马克思在长时期内,我在这七年中间能安静地工作,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她。”

  恩格斯因看到他的老战友越来越稀少,无产阶级的老战士都相继去世了而感到忧伤。他自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还是希望他能够活到“无产阶级获得胜利、阶级对抗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已被消灭、在各文明国家里和平和幸福已经实现”的时候。他还希望积极参加将来的决战,只是惋惜再不能骑马了。他还希望用他剩下的最后力量来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恩格斯在答谢对他的生日的祝贺的时候写道:“当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就让我死去好了。”

  然而岁月是无情的。1894年12月4日,他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虽然还精力充沛,对工作的渴望丝毫未减,并且还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但是他在这75岁时候,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健壮了。

  在恩格斯写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旧病——喉头癌已经损伤了他的身体,以前,医生一直隐瞒着他。很快病情就急剧地恶化了,他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据当时到伦敦来的阿德勒说,恩格斯是“以斯多葛精神,甚至以幽默的精神”忍受这种疼痛的。恩格斯虽然不知道病的诊断情况,可是毕竟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他在死亡面前表现了勇敢镇静的态度。

  1895年8月5日晚11时左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世长辞了。

  遵从恩格斯的吩咐,他的葬仪举行得简单朴素。

  参加追悼会的只有从各国来的一些亲近的朋友,一共约有80个人。其中有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有法国党的拉法格,有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奎尔奇,有比利时的安赛尔,有俄国的维拉 ·查苏利奇和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有意大利的瓦列拉等等。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赛姆·穆尔等都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的遗体是遵从他的遗嘱进行火葬的,骨灰罐被送到恩格斯心爱的休息地方——伊斯特勃恩海岸。

  在一个暴风雨的秋日,惊涛骇浪吞没了他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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