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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斯通从1935年起就对维生素Ｃ发生了兴趣。那时，他开始发表论文，并且取得了使用抗坏血酸（维生素Ｃ的学名）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专利。好几年里，他阅读了一系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说明使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治疗各种病毒性疾病，甚至用于心脏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定的疗效。斯通和他的夫人都相信维生素Ｃ有助于健康，两个人开始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Ｃ——这是政府建议日用量的许多倍。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斯通的感觉好多了。不过，真正信服这一点是在发生了一次汽车交通事故以后的事。1960年，斯通夫妇驱车奔驰在南达科他州的公路上，迎面与一醉汉驾驶的卡车相撞，两个人都差点送了命。然而，斯通对鲍林说，他们两人不但都活了下来，而且伤口异常迅速地愈合了。他将这归功于他们在康复期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的做法。

　　出院后，斯通打算向别人宣传抗坏血酸的功效。他开始阅读各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他注意到，在哺乳动物中，只有与灵长目动物关系最密切的人和豚鼠无法在自己体内合成维生素Ｃ，因为体内没有产生这种维生素所需要的酶。因此，人一定要通过饮食摄取这种维生素。缺乏维生素Ｃ，就可能生坏血病，这种可怕的病曾经夺走过成千上万海员的生命。还是一位英国医生发现，食用酸橙汁或新鲜的柑橘，就可有效地防治这种病。为了预防坏血病，美国政府及时地规定了每天维生素Ｃ的最少摄入量。

　　但是，斯通认为，这是不够的。坏血病不只是简单的一种营养缺失症，而B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遗传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陈代谢的缺陷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种酶的丧失，使人类失去了体内合成某种所需物质的能力。对动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简单地预防坏血病，尚难保持人体处于最为健康的状态。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动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机制自身就能产生出抗坏血酸。实验证明，一位经过体重调节达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摄入1.4克到4克维生素Ｃ，这大约相当于一只老鼠自身体内产生的数量，才能保证人体自身的健康。斯通还相信，摄入量少于此数，就可能引起他所说的“慢性亚临床坏血病”。

　　这是一种身体衰弱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很容易生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在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说：“这种遗传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能用大剂量抗坏血酸来治疗坏血病和许多其他的疾病，从而为临床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并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领域。我们可以用大剂量抗坏血素来治疗某些细菌性炎症、胶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遗憾的是，已经有六家医学杂志拒绝刊登他这篇论文。

　　换言之，在斯通看来，眼用足量的维生素Ｃ来预防坏血病，与一个人用足够的食物来填饱肚皮以免饿死是一样的道理。要吃饭，要健壮，就要摄取更多的营养。他劝鲍林每天服用1.5克维生素Ｃ，这对预防伤风感冒之类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并不相信这一点，”鲍林后来提到斯通的来信时说道。斯通毕竟不是医生，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也不是营养学家或专门研究医学的学者。他是酿造工业界一位生物化学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论框架——遗传性变异造成维生素Ｃ缺失的思想——是与鲍林本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比德尔用链苞霉变异的概念表明，遗传性变异可以导致像维生素和氨基酸那样的营养成分的缺失，鲍林对比德尔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今天需要的各种维生素都是千百万年以前祖先生过的分子型疾病的见证，”鲍林在1962年就曾这样写过。要是在一两年以前，他也许会把斯通的劝告当作喜欢异想天开的人写来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时至今天，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刚产生兴趣，看来维生素Ｃ至少还是值得一试的。

　　他开始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Ｃ。

　　＊ ＊ ＊

　　神奇的结果出现了。几十年来，伤风感冒一直是鲍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体极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卧床一星期，许多情况下还会并发非常严重的鼻炎。感冒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迟出访的计划，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种预防的办法——每天针青霉素，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断断续续地一直在用这一种方法。

　　接下来，就与维生素Ｃ有关了。他和爱娃开始按斯通的建议量服用维生素Ｃ。两个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劲，精神也愈来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里一直缠绕着鲍林的毛病突然得了医治，这与科学文献中写出的结论一样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鲍林成了维生素Ｃ的信仰者。

　　不过，他是一个不想大事声张的信仰者。三年里，他每天都服维生素Ｃ，从中得益，却对其不置一言。这倒不是因为他从生化机理的角度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圣巴巴拉居住期间，他甚至开始测定自己小便中维生素Ｃ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坏血酸是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奥斯蒙德的想法借用于对精神健康和维生素问题的研究。

　　鲍林此时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论，那是一项关于精神问题的宏大计划，在未来的一年里，这一计划将要成为他施展想象力的主要阵地。霍弗和奥斯蒙德应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来医治精神分裂症，对鲍林来说，这是促使他研究问题的“催化剂”，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他考虑。经过多年的研究，鲍林开始认识到，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一电子能激发的场所，它通过一种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出种种信号，这一机制由代谢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其活动受到酶反应的支配，并以某种人们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协调和调节——根据鲍林从最先进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切很可能是通过神经细胞相互联系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鲍林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有关的生化机制上。他在探索大脑奥秘时所作的初步尝试，十年以前对精神障碍和苯丙酮尿症患者进行的研究，其目标都集中在发现和界定酶缺失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可以用来解释精神障碍的分子学原因。他所采用的工具局限于尿样分析和血液分析，由于这类方法太粗糙，难以帮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标，因此，这一研究最后以失败告终。如今，精神健康问题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又在他的头脑中酝酿起来了。他相信，利用这种理论就能够解释——就像他创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论一样——各种各样模糊不清，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现象。

　　如果说，人的大脑功能取决于某些分子（比如，酶、辅酶、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适当数量的话，那么，大脑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决于在大脑中分子的某种类型的平衡，正如他后来所说，要有“合适数量的合适分子”。如果有一种重要的酶不够活跃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属于这样的情况——那么整个机制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不过，要是有一种酶功能失调，我们就可以通过大量补充有关的物质来恢复平衡。这也许就是霍弗和奥斯蒙德用烟酸所做的事——在一种酶反应失调的情况下，大量运用一种替代物或辅助物使其回到正确的方向。

　　鲍林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名称——“分子矫正”精神病学，并且着手准备发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矫正精神病疗法，就是通过给大脑提供最佳的分子环境，特别是提供体内正常状态下各种元素的最佳浓度的溶液，对精神病治疗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这一理论撰着的第一篇论文中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采用不含蛋白质的食谱来治疗苯丙团尿症，就是分子矫正疗法的一例：其结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碍的氨基酸浓度。霍弗和奥斯蒙德的超大剂量维生素Ｃ疗法是分子矫正疗法的又一个例子。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们还知道，种种不同的营养缺失症，其中包括诸如糙皮病和坏血病那样的维生素缺乏症，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精神错乱的症状。“大脑和神经纤维的功能，与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决于化学反应的快慢，”鲍林写道。“我认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应速率失常引起的。一个人的遗传结构和饮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浓度发生异常的变化，决定了这类反应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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