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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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

对沙利文一案所作的判决，使政治家在诽谤诉讼案中取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当然，仍有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就是在选举的范围之外，对文艺界明星、议会外从事游说话动的说客或者像鲍林那样的著名人士，上述裁决原则是否适用呢？　　鲍林关于诽谤的诉讼，特别是《国民评论》一案，就其动机和鲍林的形象而言，有助于界定沙利文裁决原则适用的范围。在沙利文案作出判决以后，《国民评论》的律师马上争辩说，根据这一裁决原则就可驳回鲍林的申诉。但是，法官却不能断定，鲍林一定有资格算作为公众人物，因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随后，1965年秋天，巴克利竞选纽约市市长，他认为应当易地审理这一个案子，认为在曼哈顿审理保证不了公正，因为媒体对他的竞选活动所作的报道“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这样，这一案件又再次被拖延。后来，这家杂志试图利用它正在斗争的另一诽谤案加强自身在鲍林案中的地位，因为那一个案子已以原告失败而告终。于是，鲍林案就进一步拖延了。　　1966年3月，这个案子终于摆到了陪审团面前，有关各方都已厌倦了——双方的辩论断断续续拖了六个星期，厌烦情绪随之也进一步滋长。以梅塔为首的原告方律师谨慎入微，以至到了可能引起审案法官塞缪尔·西尔弗曼反感的地步。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表明鲍林原先享有良好的声誉，甚至还请爱娃到场，出示装满了整整一箱的奖状和奖章——其中包括鲍林的两个诺贝尔奖——梅塔将这些物品递交给法官和陪审团。鲍林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其中包括25个左右的学位，都在法庭上一一宣读并记录在案，鲍林本人站在原告席上的时间长达十小时。在检验他的背景、成就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直视着陪审团成员。“在我与有联系的团体中，都没有我知道或怀疑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人，”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人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无兴趣。”他作证说，《国民评论》的一些社论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的经济收入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事实上，1962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资未得到提升，而且他在账面上的收入还略有下降。他还举证称，他受到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和其他一些人的冷落，《国民评论》的社论损害了他的自尊心。　　《国民评论》的律师在答辩时，同样费尽了心机，同样使用了好几天时间，不厌其烦地陈述了鲍林与左翼人士联系的历史，并且引用了国会进行各种各样调查得到的结果。他们表明，鲍林在几年里的总收入并没有下降；如果算进他得到的奖金，还有所增加。鲍林的律师提出了许多反驳的意见，一再打断被告的证词，以至西尔弗曼都失去了耐心。“如果陪审团还要听完双方其余的话，”这位听了四周时间作证已经倦容满面的法官说，“请记住，那就是4月1日了。” 　　这样又过了两星期。法官西尔弗曼实在听够了。《国民评论》方提出一项新动议，要求引用沙利文裁决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西尔弗曼表示赞成此动议，使鲍林方感到很震惊。西尔弗曼说，他现在已经充分听取了双方的陈词，可以作两点判决：鲍林是一位公众人物，适用于沙利文裁决原则；《国民评论》并没有故意回避事实真相的举动。根据沙利文裁决原则，事实上的诽谤不成立，因此，不能作出有利于鲍林的判决。“鲍林博士由于帮助自己所信仰的事业而提高了自己的声誉，”西尔弗曼对陪审团说。“我只不过认为，这样做也就限制了因名誉受到诽谤而在法律上作补偿的要求。也许，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为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作出的又一次牺牲。” 　　法庭命令鲍林支付《国民评论》一千美元的法律诉讼费（这家杂志雇佣律师总共花去的费用超过五千美元）。陪审团随后就宣布解散了。　　鲍林简单地说，这一结果使他很“失望”，然后就让他的律师离开了。后来，他又请了一位更好的律师来帮助上诉，就是高级律师路易斯·尼泽。尼泽手下的律师小组开始时感到悲观，但鲍林热情地鼓励他们好好干，认为有可能推翻沙利文裁决原则适用于本案的结论，因为鲍林并不是当政的官员。于是，律师小组同意把这个案子接下来。　　但是，西尔弗曼对鲍林案所作裁决的合理性，得到了其他法庭为另外一些案子所作裁决的印证。在那些案子中，有关的公众人物也不是政治家。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沙利文裁决原则作了更加广泛的解释。等到1968年春天尼泽最终将鲍林的上诉送到法院的时候，这已经成了明摆着一定要输的事。在鲍林控告《环球民主党人》和纽约《每日新闻》的两宗名誉诽谤案中，沙利文裁决原则也成了他败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国民评论》用了整整七页的版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为读者再现了案件审理的经过。巴克利的杂志不仅在鲍林的威胁面前渡过了难关，而且比以前更加神气活现了。　　自此之后，鲍林被沙利文裁决原则解除了武装，再也没有提起名誉诽谤的诉讼。　　§分子矫正疗法　　鲍林在名誉诽谤案中接二连三地败诉，为了打官司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此情绪很低落。他决定在科研工作上加把油。　　到1966年底，鲍林和爱娃有一半时间是在热泉路家中度过的，另一半时间则待在大苏尔牧场新近竣工的漂亮宅第里。在那里，鲍林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果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新的想法，总会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此时，他打算割断与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关系，把时间集中用于理论科学的研究。他就石墨和氮化硼的结构发表了几篇论文，将重子共振作为金属间化合物所处的旋转状态和电子转移现象来考察，同时又再次探讨了用科学方法解决世界问题的必要性。有几天时间，他反复思考着要不要透彻地研究一下自然界不明飞行物现象，将有关问题汇总起来，从目击者的可信度，一直到星外来客的可能性，作一次全面的分析。　　就是从这类想象力的遨游中，出现了一种具有概括作用的新思想。　　这一切都起始于1965年下半年。鲍林拜访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家卡梅尔。有一天，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他在会客室中想利用时间找一点有趣的材料读一读，他的目光落到了一本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书上，书名为《精神病学中的烟酸疗法》。鉴于自己对用维生素（烟酸是维生素Ｂ中的一种）治疗精神病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因而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学者阿伯拉姆·霍弗，萨斯喀彻温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该书总结了霍弗和他的同事汉弗利·奥斯蒙德多年里进行实验所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似乎清楚地表明，大剂量应用烟酸以及有关化合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功能具有相当积极的疗效。这两位加拿大人开出的剂量是惊人的——在若于病例中，超过了日常先许用量的一千倍。看来，这样大的剂量不但没有产生明显的不良副作用，而且在精神病症状和复发率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霍弗和奥斯蒙德将他们的治疗方法称为“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　　鲍林关注精神病的生化机理已有十多年时间了，因此颇为赞赏该书的论点。不过，仍然有一些问题他感到吃不准。　　思考了一个星期后，他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知道，大多数药物只是在一定范围的浓度内是安全有效的；即使是阿斯匹灵，过量用药也可能致命。在霍弗和奥斯蒙德的研究中，烟酸是当作药物使用的，但剂量很大时，仍然是非常安全的，而目随着剂量的加大，效果甚至更显著，这种剂量的数量级远远超过了内科医生的建议量。对此，鲍林感到很惊奇，他开始考虑其他维生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几个月之后，鲍林亲自考察了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的作用，他的兴趣更浓了。1966年3月，他获得卡尔·纽伯格奖，这是对他将新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所作的表彰。他在接受奖章以后作了一次发言，提到他希望再活十五到二十年，亲眼目睹医学上必然会来到的巨大新进展。几天之后，他收到欧文·斯通的来信。斯通是一位来自斯塔腾岛的生物化学家，喜欢交朋友，鲍林是在颁发纽伯格奖后举行的宴会短暂时间里与他认识的。　　斯通在信中对鲍林说，他非常欣赏鲍林的讲话，但他认为再活二十年要求太低了。为什么不再活五十年？只要鲍林听他的劝告，就可以达到这一个目标。　　他向鲍林叙述了一个有关维生素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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