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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但有时也可以觉察到将军的态度里会带有几分反抗的情绪。在一个星期五，戴高乐将军设便宴招待总统府几位工作人员。他看到上了一盘鱼，便转向妻子，略带愠怒地对她说：“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对你讲过，在军人的餐桌上星期五不是非得吃鱼不可！”按照西方天主教徒的习惯，星期五是不吃肉的。戴高乐夫人低声应道：“好吧，我的朋友！”其实，这完全是表面上的顺从。她认为，星期五不准吃肉，但为了丈夫的健康，弄些鱼总是可以的。将军这次发火，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人觉得，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侵犯了客人的信仰自由。对于丈夫的意见或批评，戴高乐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表示尊重的。

　　戴高乐夫人不仅关心丈夫的用餐、休息，而且尽量使他精神愉快。因此，在戴高乐外出时，无论多么疲惫劳累，她总愿前往陪同。一次戴高乐在科西嘉岛视察时，骄阳似火，真叫人难以忍受！一路上车子停了无数次，每次戴高乐将军都到村里去同村民们握手。而总统夫人不愿跟随将军张扬自己，总是呆在汽车里，忍受着火辣辣的太阳的折磨。随行的一位部长想对她表示同情，竟不随同其他官员去簇拥总统，而来到戴高乐夫人的车子跟前问道：“夫人，你不觉得大累吗？”戴高乐妻子回答：“不，一点都不！我高兴极了。每当将军带我出来旅行，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跟随总统的一位女记者说：“的确，她显得非常高兴，她戴着一顶非常合适的帽于，精神抖擞，端端正正地坐在DS型小轿车里。她就尘着这辆车子旅行，但是跟在她丈夫后面，中间相隔五辆车子。直到就寝时戴高乐才回到夫人身边。”

　　戴高乐夫人对丈夫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她不仅关心他的健康。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事业。每当戴高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她都为他高兴，每当他受挫，她都为丈夫难过。为了丈夫的健康和安全，到了晚年，她总希望戴高乐早日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将军宣布“停止执行总统职务”。戴高乐派在伤心之余想道：“至少有一个人将会感到高兴。”的确，她很高兴，丈夫又属于她了，她终于又可以和他同乘一辆车了，可以与他肩并肩地在绿色的原野上散步了。她同丈夫一起面临死亡的考验毕竟有过三次了，当然每次她都以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了考验，在小克拉玛刺杀事件发生后，曾有人间她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哦！对我的女婿来说，这也许太可惜了，可是对于将军和我，这倒是一个好的结局。”

　　专门研究戴高乐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戴高乐夫人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对子女谆谆教导。让他们自强自力，不要依靠父母。她经常说：“聪明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们娇生惯养的，让子女躺在父母身上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只会使他们像藤萝一样，离开大树就永远站立不起来！”

　　夏尔·戴高乐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颇感幸运，1921年4月7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之后，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教官的职务，而另谋自己的前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章　初露锋芒

　　潜心研究有名堂，五年成果放亮光：
　　初露锋芒遭人嫉，痛苦磨难又备尝。

　　夏尔·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不久，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的职务，于1921年10月1日到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去了。这时戴高乐已经31岁了，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他想：像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好多年将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四年当大元帅的历史可以回顾，而此时，他戴高乐自己得以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太少了。然而，他深感时运正在向他招手，他决心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在军事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奉献。

　　戴高乐性格刚强，办事认真，他的倔强的性格与人不好相处，几乎使他周围的人难以忍受。他的这种为人熟知的性格是在圣西尔士官学校以及后来在法国军事学院里定型的。正是在这两所学校里，他那演说家的才能初露锋芒。他讲战史和战术，娓娓动听，滔滔不绝，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后来，这种说服力竟把伦敦电台变成了他的作战武器。此外，他滑稽的摹仿，他那熟练的手势，后来通过电视荧屏使他获得几百万张选票，当选第五共和国总统。

　　1921年12月8日，戴高乐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婴儿有点早产。他们以贝当元帅的名字给他取名菲利普。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曾经表示不喜欢军人生活的伊冯娜·戴高乐已经逐渐习惯了，她除了精心地抚养孩子外，还在家里为丈夫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圣西尔军校的年轻教官，一般都要准备参加法国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因此，人们预料，这位年轻的教师，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劳，会再会当一次学生，不出人们所料，夏尔·戴高乐于1922年11月考入了军事学院，他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结交了几个朋友，但是他们的友谊都没有经受住法国沦陷的严峻考验。其中有一个叫乔治·皮克的，1940年在叙利亚同戴高乐对立，后来又在阿尔及尔和巴黎反对他。另一个叫布里社的，后来当上了维希政府的陆军部长，于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缺席判处死刑。还有一个叫卢斯托诺·拉科，他先支持维希政权，后来见抗战快胜利了又倒向戴高乐，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

　　且说戴高乐一进入军事学院，就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是形式主义的。穆瓦朗上校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锋芒毕露的戴高乐却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还自以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的代价惨重。然而戴高乐却深信，大战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结业时，戴高乐考完笔试后，还得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借这次考核说明他是正确的，而穆瓦朗则是错误的。

　　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最后一次演习中受命指挥“蓝军”。他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彻底推翻了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更使院长难堪的是，戴高乐拒不回答穆瓦朗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让战术演习中的一名下属去回答。穆瓦朗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戴高乐，我问的是你！”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戴高乐说完，又对部下命令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经过这次事件，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着他的结业考试的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的学生毕业离校时，分别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进行评定。评委会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部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这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大多数委员坚决表示最多只能给他评三等，最后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给委员们反复做工作，才给戴高乐评了个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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