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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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夏尔·戴高乐的毕业成绩报告单是院长穆瓦朗上校签署的。结尾部分写着这样的评语“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戴高乐听到这一消息暴跳如雷。他大声骂道：“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我不当上校长就不回这个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总有一天我会给它来个大翻个！”学校评定的等次，对学员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戴高乐评上“优秀”，他就会被调到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局，把他研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没有去成这个局，使他闷闷不乐。如果加上他在德国遭受监禁的磋跎岁月，这已是他军人生涯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了。最后他被派到运输供应局去工作。戴高乐认为，这是对他那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军事学院的评判虽然伤了戴高乐的自尊心，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发奋自强，他被派往美因兹军区后勤部，虽不遂心愿，但这件事却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补偿：这使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的军情和国情；同时也使他有机会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就创建机动装甲部队进行深入的探讨，机械化战争的观点最初是埃斯蒂安将军的，但是戴高乐上尉在被俘期间又独立地发展了这个观点。从离开军事学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戴高乐一直利用余暇时间核对和改写他的狱中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于1924年出版了。这是戴高乐第一个值得纪念的成就。戴高乐的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此写道：“假如他在写成这本书以前就离开了人世，索绕在他的亲友心头的他，将是一个看法很怪、不一定有多大前程的年轻人。可是，如果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就会使人想起一个目光敏锐、切中时弊的军事思想家。” 　　《敌人内部的倾轧》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戴高乐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而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戴高乐通过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和经历，特别他在德国身系日圄的遭遇，对德国的国情、军情和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德国人对超人，较普遍地存有崇拜思想。戴高乐选择对尼采的崇拜作例子，他在书中写道：　　“札拉图斯拉所要求看到的超人的特殊性格、权力意志、嗜好冒险以及目中无人，在那些喜怒无常、居心险恶的德国人看来，就是他们应该达到的理想。他们随心所欲地自称是这种令人生畏的尼采式的杰出人物，他们一味追逐自身的荣誉，却又坚信是在为大家谋利，他们恣意役使‘成群奴隶’，却又对他们极端蔑视，他们在人类的苦难面前决不止步，反而称道人们受苦不但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正合我意。” 　　在书中，戴高乐还就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情趣作了比较。他认为，德国人“生性好高务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而法国则是他一贯梦寐以求的思想境界。他写道：“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棵大树想以自己的浓荫窒息其他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池塘无另增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里有时会发出一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本由五个章节组成的书中，分别揭露了德意志帝国军事当局对民权的蚕食政策，从中找出了德国在1918年末崩溃的深刻原因。关于1914年9月，冯·克劳克将军拒绝服从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的命令问题，戴高乐上尉写道：“在战争中，除了情况规定的战略以外，没有其他的战略；对军人来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可以普遍采用的体系，而决定的只有情况和性格。” 　　《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厂戴高乐上尉的声誉。　　1925年10月，贝当元帅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被大战拖得精疲力竭的法国，正力图维护对德胜利的成果。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多年，但欧美列强，勾心斗角，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贝当急需调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　　根据凡尔赛和约，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莱茵区由协约国占领并实现非军事化；大幅度削减德国武装力量；并且允许法国保持一支巨大优势的军队。为了预防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再起，就在凡尔赛和约签订那天，1919年6月28日，法、英、美三国订立了防御条约，规定一旦德国发动侵略，英美将援助法国，可是美国参议院不仅全盘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而且拒不批准三国防御条约。于是英国政府也撤销了对法国的承诺。这样，在凡尔赛达成的解决方案，一下子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创建的国际联盟，失去了一个主要发起国，这也表明，英法协约并未给欧洲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国人遭此挫折，只得另谋出路。在以后数年中，陆续与比利时和东欧小国建立了一个防御联盟体系。为了向德国显示战胜国的权威，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鲁尔盆地。作为强权政治中的一着，占领鲁尔地区的行动成败参半，但失败是主要的，教训极为深刻，1923年，法国获得的战争赔款比前一年几乎毫无增加，而付出的占领费用却远远超出了所得到的物资的价值。至于企图在鲁尔和莱茵两区怂恿分裂主义运动的秘而不宣的目的，也基本上没有达到。诚然到1923年底，柏林新上台的斯特来斯曼内阁不再企图逃避赔款，而且果真同意恢复支付，但那时德国马克已不如印钞票的那张纸值钱了。实际上，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法国，法郎贬值大约20％。而使法国人更加喘不过气来的是。普安卡雷政府不得不增税20％以弥补东征鲁尔的耗费。　　1924年4月的道威斯计划虽说坚持要求赔款，却贷给德国人大量黄金，以帮助他们支付和复苏。在此情况下，普安卡雷政府辞职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到法军总参谋部供职的政治背景。　　戴高乐作为贝当当帅的幕僚，来到总部所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这项任务是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几个月前，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战争原则的方向》的文章，比较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在，作为司令部的官方理论家，他奉命给静止防御的理论寻找历史根据。他不同意以静止防御作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样板。后来的马奇诺防线就是根据这种静止防御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对这项任务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迅速而出色地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他的报告以《法国设防城镇的历史作用》为题仍发表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日期是1925年12月1日，尽管戴高乐认为提醒公众注意法国边防上的薄弱环节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最高军事会议以为沿边界建立一条永久性防线将会力防御入侵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是危险的，他认为加强国防最重要的是提高军队指战员的素质，加强装备，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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