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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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戴高乐带着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安娜迁到这里，开始过着与世无争的幽静生活。在这偏僻的农村，戴高乐既检讨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在静观法兰西大地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议会里，“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了。戴高乐曾经破坏了这个游戏，现在，政客们皆大欢喜，他们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跟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的第四天，几个所谓大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许下诺言，今后不再热中于进行攻击性或侮辱性的争论了。他们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可是日久天长，这些可钦可佩的意见越来越不受人重视了。　　在国民议会里，社会党领袖费利克斯·古安是大家信得过的人物。他在550张选票中，以497票当选总理。三个议员凄惨地投了离任的戴高乐将军的票。然而使政客们感到吃惊的是，在1946年5月5日的全民表决中，法国选民以1050万票对950万票否决了宪法提案。直接提请国民公断而遭到否决，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这个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宪法的运动期间，陷于失意和怨恨之中的戴高乐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也未参加投票。　　就在法国政权发生更替的时候，戴高乐一家一直在科龙贝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拒绝了只要他愿接受就可获得的荣誉。如今他唯一的收入是作为一个准将所得的养老金。　　1946年4月，新任总理费利克斯？古安曾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但是，要戴高乐接受一个次要人物的提拔是违反他的个性的，何况这种提拔既不合时宜，也不是因为他作战有功。因此当他得知政府首脑的意图时，他回信说：　　“兹复来函……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的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型飞机交给空军，并把他自己的一部美国大型轿车卖给了一个叫弗洛雷尔的艺术家。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戴高乐学习驾驶汽车，并经考试及格，不久，她便驾驶一辆普通的法国小轿车在村里或到临近的城镇购买食物。因为手头拮据，戴高乐家饮食常常比较简朴，酒要留着招待客人。对有些客人也不得不以白水相待。　　在戴高乐房舍周围，有三英亩园地是戴高乐寻求慰藉的地方。他在伊冯娜·戴高乐和一个园丁精心护理的花园里漫步，从不感到厌倦。花园中心的大花坛的花草种成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在这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阁楼，在阁楼上可以眺望三面的景色。他在这里消磨了漫漫长日，校订了他早年的文学著作；若干年后，他也在这里写他的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自称，他在小花园里徘徊过15000次！　　上马恩省的冬天漫长，压在戴高乐心头的烦闷也变得难以忍受起来。他经常借景生情，抒发自己的心怀。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这荒凉严寒的样子，我所生所爱的植物、牲畜和飞鸟，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无力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5月5日的全民对宪法提案的表决，为戴高乐打破沉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恩熟虑，向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遭到失败的政府和宪法开了火。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时访问该城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产生直接效果，但它却精确地预示了12年以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戴高乐说：“在我们遭到破坏的光荣的诺曼底、贝叶及其郊区目诸了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事件。我们确认，它们是这个事件的当之无愧的见证人。在这里，法国和盟国经过最初的失败以后四年，开始走上了最后胜利的第一步。在这里，那些从未屈服的人，那些从1940年6月18日以后团结了全国人的意志和重新组织了法国力量的人，从这个事件中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也是在这里，政府又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出现了！”戴高乐说，“这个政府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以全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基础的；当屈从政策使政府空有其名的时候，拥有实际主权的政府已转到战争、自由和胜利方面来；这个政府在贫困交加和阴谋交替中维护了它的权力、尊严和威信；这个政府防止了外国的干涉；这个政府能够在它的周围恢复全国统一和帝国统一，团结祖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切力量，与盟国一道取得了最后胜利，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维持公共秩序，实行公正的裁判，开始国家的复兴工作。” 　　戴高乐分析了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他说：“首先，从民族内部自发地涌现出一朵民族之花，他毫无党派和阶级的偏见，献身于为法国的解放、伟大和革新而进行的战斗。他有崇高的道义感，有一种牺牲和带头的觉悟，有冒险和敢于的热情，不怕骚乱、威胁和阴谋，对于自己在巨大的变乱中表现的力量和机智以及对于祖国的胜利和前途同样具有信心——这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有，必须不顾各种重大损失而带动整个帝国和整个法兰西。但是，他要是没有广大法国群众的支持，就会一事无成。确实，政权只有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且以公民的信任为后盾，才能在实际上和法律上有效。政府如果建立在其他的基础上，就等于建筑在沙摊上面，一遇危机，就有坍塌的危险。” 　　戴高乐强调指出，“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遇到了7次侵略，变过13次政体。”党派之争不适应我们面临的危险局势。由于政党制度的无能，民主一直在受到独裁的威胁。他问道，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怎么垮台的？为什么垮台？意大利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又是怎样让位于后来的独裁制度的？为什么？当然，独裁并不是答案。在民主制度失败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制度给人一种有生气、有决心的印象。但实质上它是一种冒险。时间久了，独裁者就得在国内外从事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冒险计划，直到最后在灾难及血泊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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