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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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只想到这种情景，就可以明白用新的民主制度来抵销我们的那种无穷的政治狂热影响是多么重要。而且，对我们说来这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戴高乐说，“因为在当前的世界和时代，我们国家和法兰西联邦的地位、独立直到生存，都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然，民主的实质就是表达各方面的意见，尽力通过选举按照选民的意见确定国家的行动和立法方向。但是，一切原则和一切经验都要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明确分立和彼此十分均衡，并建立一个处理偶然政治事件的全国决策机关，以便在发生混乱的时候保持政权稳定。” 　　戴高乐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政权建设的意见。他说，选举出来的议会当然有权通过法律和预算。但它考虑问题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有第二个议会。它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选举出来的，它代表各地、各行各业和各个家庭的利益以及法国的海外领地。第二个议会应该有修正权，并与海外领地选出来的地方议会组成法兰西联邦大议会。戴高乐接着说，行政权显然不能由议会产生，否则，就会把政府降低到一个“代表团组成的大杂烩”。不错，临时政府曾经是这样，但这种作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处在非常时期和权力机构陷于真空状态。国家元首应超越于政党之上，应由一个不仅包括议会成员而且有更广泛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他应该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责任挑选总理和各部部长，并负责主持内阁会议，裁决争端以及把最难处理的问题提交法国选民。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国家元首应该成为民族独立和履行法国所签条约的保证者。　　戴高乐的贝叶讲话，对执政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人民共和党在抗战运动中诞生，许多人认为它是戴高乐一手建立起来的。但在戴高乐执政期间，皮杜尔感到受压，戴高乐的下野使他如释重负。还有一层，人民共和党反对宪法，很快就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尽管皮杜尔那时已经掌权并享有公众的支持，但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成功为时已晚，以及对将军完全置之不理的危险。显然他对将军仍有几分畏惧。但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贝叶演说没有作出恭顺的反应。过了几天，他派了两位同僚，到科龙贝去说明提出新宪法草案的理由。他们受到冷淡的接待。戴高乐说：“你们的宪法同5月5日的草案就像是一对双生姐妹。” 　　与此同时，愤怒的戴高乐分子到科龙贝去朝见戴高乐。他们无疑是在将军的赞同下，针对“背信弃义”的人民共和党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击。戴派左翼分子勒内？加比唐为了捍卫贝叶演说精神，建立了一个戴高乐主义联盟，联盟建立初期，出现过一股富于浪漫色彩的激流。特别是马尔罗，他的演说虽然闪闪烁烁，但很有鼓动力，它为这一股激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演说时用了许多法国光荣历史上的引喻，听众对于这些犹如春风贯耳，弄不懂他究竟要说什么，但他的热情却很有感染力。戴高乐本人也经常不厌其烦地阐述问题，则完全与他的听众们的当前利益无关，或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外。由于联盟组织松散，又缺乏明确的具体纲领，因此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在这以后，戴高乐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兴趣。联盟不但没有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的这一主要目的，而且，在他看来，它在议会里的那一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引诱，已腐化堕落下去了。　　1952年3月，在苏斯戴尔组阁失败后不久，27名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代表投票选举保守党的安托万？比内为内阁总理，跟这个制度妥协了。整个3月，戴高乐都呆在非洲，好像是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5月6日，即市选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他回到巴黎，正式与联盟脱离关系。他宣布，联盟的代表从此可以各行其是，但不得借用运动的名义。然而，他并没有解散联盟，而只是号召盟员们在全国各地重新组织自己。他按照自己的个性从事，事先根本不考虑与联盟领导人商量，就发表了这项使他们的共同奋斗到此告终的声明。　　戴高乐脱离联盟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不是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写作上。他已开始写战争回忆录了。就戴高乐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尽管受到挫折，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回忆录不愧为一部“杰作”。因此，《战争回忆录》不仅是一部三卷的往事汇编，而且是戴高乐为自己树起的纪念碑。　　戴高乐虽然早年写过几部作品，但如今他写起长篇巨著来仍很费力。他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使用打字机。他拿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独自在拉布瓦瑟里的阁楼里精心撰写。修改后，再由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她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在写作之余，戴高乐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读了许多政治、军事、历史书籍，也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　　从开始写作战争回忆录时，戴高乐和他夫人伊冯娜就商定将回忆录得到的大部分版税，用作他们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的费用。这笔信托基金是以戴高乐那个智力发展不全的女儿的名字安娜命名的，称为“安娜？戴高乐基金”。可是，两年后，安娜在她20岁生日前不久患肺炎死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落泪和默哀了一阵后，握着妻子的手说：“唉，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 　　残疾儿童保育院的建立，几乎耗尽戴高乐夫妇所有的积蓄。1951年，“安娜基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看来，戴高乐不得不将拉布瓦瑟里的宅邪抵押出去。可是这时他的朋友蓬皮杜已是罗特希尔特银行的总经理，他为戴高乐弄到了一笔贷款，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戴高乐的著作引起了法国出版界的重视。几家出版商都以出版戴高乐的回忆录为光荣。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切望分享这种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代表戴高乐和出版商进行谈判。这时第一卷接近完稿。伊冯娜·戴高乐劝告丈夫趁他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而不要像他最初所设想的那样，等他死后出书。第二年4月，与出版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出版合同。为了保证书的质量，戴高乐和以往一样细心地亲自改正校样，井认真考虑出版者所提出的、或者第一卷出版后读者所提出的供他注意的每一个事实性问题。1954年10月5日，出版社发行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于1956年5月29日出版。第三卷《拯救》到1959年9月25日才出版，这时戴高乐已经重新执政。《战争回忆录》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为止，不算外文版在内，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书3万册。第一卷普通本印了228000册，平装本273000册；第二卷各印了225000册；第三卷分别印了186000册和225000册。回忆录的大量畅销使戴高乐获得了大笔版税，他不仅将这些钱慷慨地用在安娜基金委员会，而且用在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方面。　　戴高乐尽管从写作中获得慰藉，但是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已。政府的历次危机都证实了他对这个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制度终于缓过气来，又不断地使他感到意外和失望。1956年6月30日，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今后他不再干预公众事务。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把他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可能拯救法国的人了。可是，这时离他轰动一时的重新执政只有几个月了。他上台时的形势也大致如他曾预见过的那样，只是命运注定要过12年时间才实现他的期望。　　到1957年为止的这五年，对戴高乐来说，是痛苦的而又无能为力的五年；对法国来说，是多事的并不光彩的五年；对世界来说，是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五年。局势的发展，又把戴高乐推上政治舞台。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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