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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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第三十章　再度出山　　政局不稳思良臣，人民怀念老将军；　　殖民政策开新路，顺应潮流得人心。　　自从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遭到修败后，接着又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之战。这使法国统治集团忧心忡忡，戴派人物乘机活动，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至于戴高乐本人，他不久便将表明，他在野的12年并没有白白虚度。结束隐居生活再度出山的不仅仅是个又老了几岁的人，而是一个更为精明机智的政治家。　　当时促使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戴派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一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与另外两人不同，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未向第四共和国让过步。他是犹大人的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著名律师。他在内阁历次危机中，都要求将军出来执政。在他写的《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中，对政客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个人气十足的期刊《愤怒的来鸿》，其目的在于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他的一片赤忱终于得到了报偿，在第五共和国里担任戴高乐的第一任总理。　　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在第四共和国任职期间，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尽管在最后阶段他在国民议会里为推翻政府出力最多，从而获得了新的名声。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虽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热情保卫者”，但他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白人移民的特权，而在于寻求理想的“一体化”的解决办法，即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包括在法国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4月15日，苏斯戴尔发表了措词严厉但又充满激情的演讲，导致了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又一次的内阁危机。　　沙邦一戴尔马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在阿尔及尔有一个亲信，名叫莱昂？德尔贝克，德尔贝克富于组织才能，他很快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重新上台作准备的宣传工作。不久，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成为受其影响的人。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5月，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达27次。他利用一次去巴黎的机会，拜访了戴高乐将军，并向他保证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还是在军队中，公众普遍赞成将军再度出山。　　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他们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有实力，但是他们已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受阻。他们的领袖有两人：一个是曾经当过蒙面党、贝当派的60多岁的马丁博士；一个是年轻的罗贝尔·马泰尔，此人是阿尔及利亚米蒂贾地区的一个殖民者。还有两人是军官：一个是离职不久的前阿尔及利亚陆军司令谢里埃将军，一个是曾任印度支那空军司令、被誉为儒将的空军将领利奥尔—马克斯？夏森。不切实际而又爱搞阴谋的右翼团体，在维希分子暗中支持下，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和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人看来，戴高东重新上台将给法国带来灾难。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戴高乐无论如何是不想出山的，即使别人要他干，他也不会干。他们认为用阴谋手段推翻第四共和国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谢里埃将军深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国家首脑。至于法国的军人集团，他们手中虽握有军权，但人心不齐，对政府处于既视又习惯于服从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不轻易表态。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动摇第四共和国的基础，但都未能成功。他打算等着瞧，直到有朝一日人们把权力送到他手上来。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他的历史悲观论将使他的失望情绪得到补偿，几个星期过去了，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但戴高乐仍然不出来讲话。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危机的不祥之兆。一二年前，大众包括政客们对于戴高乐不愿出头露面并不关切，现在他们渴望戴高乐出来说点什么：有的人希望听到他宣称自己并无政治要求，好把心放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从而给第四共和国致命一击。　　戴高乐不公开表态，更给人们留下了“莫测高深”的印象。1958年3月，戴高乐怀着忧郁的心情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决不出来重新执政！决不出来！事情到此为止，”舒曼难过地把这番话转告给米歇尔？德勃雷。德勃雷很有把握地反驳他说：“要是戴高乐告诉你决不重新执政，那意思就是：他希望听你说出相反的话来。这就是他的想法！” 　　1958年4月15日，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倒台。戴高乐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科蒂总统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总统手下只剩下两名政客可以利用。一名是过去属于戴派的、议会协商老手勒内·普利文；一名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爱国人士、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为了填补空缺，5月8日，科蒂指令普利文组阁，结果由于激进党人的反对而告失败。总统把最后指望系于弗林姆兰身上，为了礼节周到，他先召见了激进党三位领导人。之后，在爱丽舍宫华丽的办公室里，科蒂盯着弗林姆兰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皮埃尔·弗林姆兰深信他的地位具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确是宪法承认的。5月13日选举结果，弗林姆兰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5月14日，在巴黎，右翼分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来到爱丽舍宫广场，高呼“让马絮掌权”。同时，左翼分子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局势进一步混乱。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结束了每周一次的巴黎之行，回到了科龙贝，晚上，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和接电话，电话大都要求他采取行动，或至少讲点什么。5月15日，戴高乐决定发表简短的声明，下午，300名新闻记者摩肩接踵，挤满了不够宽敞的戴派总部。下午5时，他们开始把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戴高乐声明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政客们、将军门以及普通公民都已深信，戴高乐准备出山。除了政客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搞掉第四共和国，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便于各界了解他对时局的态度，戴高乐宣布5月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人说，这是一张王牌，因为它使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三天以上，看来政府未必能恢复它的威信，果真如此，戴高乐就可以把危机都归咎于当局软弱无能，甚至可以预言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也不用担心预言错了。这种僵待局面很可能继续下去，阿尔及尔的反叛力量将会进一步加强，而戴高乐则会被普遍地认为是唯一能主持大局，把法国救出内乱火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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