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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法勒院长邀请亨利担任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亨利·蒙哥马利当时41岁,已继承了爱尔兰的蒙哥马利产业,但他根本不是个有钱人。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塔斯马尼亚在什么地方,但还是立刻表示接受主教的职位,因为主教的职位可以使他有较丰厚的收入。1889年5月1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正式举行授职仪式,任命亨利·蒙哥马利为主教。亨利全家——新主教、妻子和5个孩子,经过7周的海上颠簸之后,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当时,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还不到两岁。

  到塔斯马尼亚后,莫德在那里建了一间教室,把孩子们的教育完全交给从英国请来的家庭教师。她要孩子们负责教室的清洁和保暖,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在课余去砍木柴。后来,莫德又进一步订下一条家规: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家里所有的人每天下午必须走出户外两小时,以使她不受任何声音的骚扰,安静地休息。主教可以留在屋内,但也只能呆在书房里。久而久之,莫德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对人对事,她都渴望加以组织和控制,她像男人一样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稍有不合意之处,就鞭棍相加。

  到塔斯马尼亚不久,西比尔不幸夭折。5年之后,莫德在塔斯马尼亚生下第6个孩子,后来又生下第7和第8个孩子。1901年底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后,她又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布赖恩。在莫德所生的9个孩子中,有7个孩子长大成人,6个移民异邦。

  莫德除对孩子严加管教外,她还独揽家中财政大权,每周只给主教10先令,这还包括主教每天到图书室的午餐费用。如果主教在周末前客气地向她多要一两个先令,便会被她严加盘问。那么,亨利主教怎么会让年轻的妻子掌管一切呢?非常可能的是,他无法干预,因为他每年约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离开管辖区中心,身穿灯草粗布衣裳,脚登平钉靴,头戴宽边拓荒帽,蓄一把又大又灰的胡须,在塔斯马尼亚山区和荒僻的地方长途跋涉,去访问每个遥远的山区。另一种可能是,主教专心致志于宗教,已逐渐变成一个埋头于事业的超凡入圣的人,对于家庭琐事不屑一顾。

  莫德那些奇特的管理方法虽然使母子间缺乏亲切感,使家庭生活毫无乐趣,但也确实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她的孩子都学会了说实话而不顾后果,每个人都循规蹈矩,没有任何一个做出使她蒙羞的事情。家中没有飞短流长,闲言碎语,从没有人上过法庭或进过监狱,也从没有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

  在塔斯马尼亚,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对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对教友坦诚忠实,深受人们的好评,所到之处颇受人敬重,不管男女都对他非常信任。1901年他根据自己在澳洲土著、矿工、拓荒者和移民等人群中传道的经验,撰写了一份有关负责海外布道社团的部长所需素质和资格的报告,送往伦敦。当时,这个部长的职位虚悬未久。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大主教和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的名主教联名致电亨利·蒙哥马利主教,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这个部长职务。

  起初,他想拒绝,因为他觉得这个职务有损于主教的尊严,而且案牍工作过于刻板,与他自己喜欢经常邀游荒野、在四方传道的个性相违。但是,他已54岁,再长此下去,可能体力难以胜任。经过一番函电往返,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1901年11月,蒙哥马利一家离开墨尔本,途经苏伊士运河,于1902年春抵达普利茅斯。新的部长职位并不是什么进身之阶,亨利·蒙哥马利在这个职位上也没有显露出什么锋芒。1921年,亨利从海外布道社团部长的职位上退休,时年74岁,后来他瘫痪在床,由莫德亲自照料。1932年,亨利·蒙哥马利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对于母亲的家规和专制,哈罗德、唐纳德和尤娜都颇为顺从,没有给母亲添什么麻烦。可伯纳德却是反叛者,专门和母亲对着干。与母亲的争执,每次总是母亲获胜。每当伯纳德做错了事,要挨母亲的鞭子时,他便躺在花园的草丛中呻吟:“我是怎么搞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当他母亲看不见他时,便对其他孩子说:“去看看伯纳德在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了。”

  母亲的责骂和鞭打并没有吓住身材瘦小的伯纳德,反而使他变着法子同母亲作对。例如,当母亲在聚会中叫孩子们保持肃静,以宣布下一步的指示时,伯纳德头戴红色野战帽,竟然高声吆喝:“猪市的猪儿们别讲话,让老母猪先讲……”自然,伯纳德被拖出去挨了一顿棍子。伯纳德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在自由和鞭子的夹缝中挣扎着度过的,吃尽了苦头。他欺负其他孩子,而自己也挨打;他学了一点澳洲口音,便被罚站在家人面前改正,直到莫德满意为止;他把别人送给他的一辆自行车卖掉,而用卖车的钱去购买邮票集邮,结果他的零用钱被母亲停发,直到他把钱全部还清、买回车子为止;他在屋内挥刀追逐一个女孩,被母亲一顿痛打……伯纳德对自己做的错事从不撒谎,甘愿受罚。惩罚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改悔。他的哥哥唐纳德说:“伯纳德是家中的败类,天性顽劣,只顾自己,目中无人。”9岁时,伯纳德拍了一张照片,他站在那里,歪戴着帽子,双手举起,握着拳头,作殴斗状。伯纳德儿时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塔斯马尼亚,伯纳德的学习成绩使亨利主教夫妇非常难过。在英文作文方面,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神学方面,他的论文“十分差劲”;在数学方面,尽管稍有进步,但绝对赶不上其他同学;在拉丁文、法文、科学和艺术方面,成绩都在“尚可”以下。尤其使他的父母难堪的是,他曾在神学课中因散布歪诗而挨过校长的棍子。

  大儿子哈罗德认为自己在英国前途暗淡,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投入陆军,到海外服役,也许还有发展的机会。亨利主教也认为,哈罗德对社会不关心,个性独特,体壮如牛,骑术精湛,如果他加入陆军,到南非去发展,可能还有较大的希望。于是,主教给岳父法勒院长和父亲罗伯特·蒙哥马利写信,希望他们能助哈罗德一臂之力。结果,当主教一家在普利茅斯上岸时,哈罗德便被委任为陆军军官。哈罗德一上任,就随军出发,去参加已接近尾声的南非战争。随后便终生定居非洲。

  亨利主教一家回到英国后,主教便把唐纳德和伯纳德送到离家不远的圣保罗学校就读。7月间,第一学期结束,唐纳德在圣保罗的功课突飞猛进,通过考试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免除了父母对其学费的负担。伯纳德也参加了奖学金考试,但却名落孙山。

  1902年1月,伯纳德在上圣保罗学校的第一天便自己作主,选择了“陆军”班。当晚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父母并未衷心接受。亨利希望自己的儿子当牧师,一听说他想当军人,不免大失所望。于是问他为什么想参加陆军,他无言以对。或许是受长兄哈罗德的投笔从戎的影响,或许是他觉得陆军班功课不会太紧。总之,他下定决心以后,便拒绝更改。主教明智地接受了他的选择,认为这是天意,便不再说什么了。可是,莫德却不那么容易让步,于是母子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伯纳德平生第一次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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