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1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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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史迪威到香山看红叶，到碧云寺游览，都看到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毁坏建筑和文物的罪证。到了西山八大处，在长安寺、三山寺、大悲寺、龙泉寺、香界寺、宝珠洞等处，由于义和团头领们曾在这里设坛指挥团民作战，所以被联军毁坏的痕迹数不胜数。尤其对最大最好的灵光寺，联军的大炮轰击得只剩了一点点残垣断壁。据说联军打来时，武艺高强的团民们，且战且退，战至第八处证果寺，仍依仗险峻的山势，用长矛、大刀打得联军蒙头转向，死伤惨重。有个团民被联军挖掉了双眼，他仍宁死不屈，猛地夺过刀，砍伤了几个“洋鬼子”。　　经过一段游览，史迪威对北京名胜的优美和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有了更深的印象和更高的评价，对义和团的看法，同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人西曼少校的记述接近了。辛亥革命后，西曼少校整理出版了他在1900年的目击笔记，叙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和悲壮结局。他称赞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一次最光辉的表现”。在他看来，卖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国人民起义精神的继续。西曼少校回美国后，担任了中国协会主席。史迪威在公使馆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　　美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1901年之前叫东江米巷，是一个万民干户、坊巷毗连的中国式“小区”。在这个区域，明朝设了“四译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建了“迎宾馆”，鸦片战争后，陆续有了英、俄、德、法等国的使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中心，鸦片战争之前是在广州的“十三行”（外商居住地），后来才移到东江米巷。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在这里新建和扩建了使馆，这里便称为东交民巷了。　　美国公使馆新址，占用的是四译馆、内联异鞋铺和一些民房地基。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军舰参加了攻打大沽炮台，从菲律宾凋来的2000名步兵参加了攻打北京。美国兵在北京的抢劫破坏罪行同样严重。美国比别的几国所以显要，和它多次协调、仲裁各国间的利益冲突有关。所以，美国除了在北京设兵营、建使馆之外，还取得驻军北京正阳门的特权。在清政府对八国联军的总计9．82亿两银子的“庚子赔款”中，美国分得3290多万两银子（1908年美国退还中国10785286.12美元，用以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史迪威记得，当时美国许多公众对美国军队参加攻打并获得利益也感到内疚。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对知识界、教育界的讲演会上，就明确地说出了公众的心声：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它的上地上　　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　　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　　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义和团主张要把我　　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　　马克·吐温的话，使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公众的良心，史迪威也是从这个角度加深了对中国普通人的同情。一些目睹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美国人曾经认为：在训练、装备和领导良好的时候，中国农民是一流的士兵，因为他们能吃苦，有骨气。史迪威了解了义和团的事迹后，也加深了这种认识。若干年后，他还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中国士兵很好，口要给他吃的，加上好的领导，他们能打败世界上的仟何军队。” 　　史迪威对经济问题本来是没有兴趣的，但他担任职务要求他必须了解经济大事。何况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军事是那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也非常特殊，他不得不接触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渐渐理出了些头绪。这为他后来在重庆担任美国援华物资监督和统制官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签订“辛丑条约”前后，帝国主义按照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一些银行，诸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十月革命后已经关闭的华俄道胜银行等。这些银行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军事。1913年袁世凯就是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得到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向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大举进攻的。　　史迪威1920年到北京之后的9月28日，美国和英、法、日的“新四团银行团”成立了。最早提议此事的是美国，因为日本在1918年单独借给段棋瑞1．45亿日元（即西原借款），用于武力统一中国，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之后，美国向英、法、日提议，银行团排除俄、德两国，加进美国，成立“新四国银行团”。美国的用意是借此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为此，美国先后向段棋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南方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告，要他们停战议和。这时英、法也帮腔指责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的共同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南北议和”的主张，并参加新四国银行团。　　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范围和借款问题时，争得不可开交。英、美、日争夺激烈，皖系段棋瑞（国务总理）和直系冯国漳（代总统）也相持不下，于是谈判破裂。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段棋瑞被赶出北京，美国的提议才得以实现。　　由于发起国美国这时早已由债务国一跃成为最大的债权国，新四国银行团的领导权自然就掌握在了美国手里。美国公使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并把包括银行团性质、规划的“备忘录”一并给了北京政府。　　“备忘录”的要点包括：有关中国经济活动的一切大权由银行团掌握；中国从此不得向别国借贷；中国的一切财政收支需向银行团报告并任其查问；中国政府任免官员要经银行团同意。显然四国银行团成了控制中国的太上皇。　　尽管史迪威的具体工作和银行团无关，但他却明显察觉出中国的一切大事都被银行团所左右。他在了解中国军事动向中摸到一条经验：只有从银行团那里才能理清各派军阀头目的根由底细。他到北京之前，控制北京政府的已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吴佩孚能独揽大权，全是美国支持的结果。　　吴佩孚被美国选中，不只是他打出的旗号是“和平统一”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旗号是和日本扶持的段棋瑞的“武力统一”中国尖锐对立的。　　吴佩孚的反日立场由来已久，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生于1873年，山东篷莱人。6岁进私塾，9岁作文章，12岁念完四书五经，22岁考中秀才。他对于抗倭名将、前辈同乡戚继光极为敬仰，熟悉戚继光的名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但是，甲午战争时，他目睹日本人一炮击中篷莱阁上那块匾，“海不扬波”四个大字被打碎的偏偏是个“不”字，“海不扬波”变成了“海扬波”。吴佩孚十分恼怒，还曾作诗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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