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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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朱可夫受到批判的另一条错误，是他公开坚持要为被斯大林清洗的红军领袖们恢复名誉。在苏联历史上发生这一悲剧的时候，朱可夫不仅不负有任何责任，而且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这却涉及到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些责任，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赫鲁晓夫怀疑朱可夫可能掌握了与清洗有关的秘密文件，更担心朱可夫会把这些文件公诸于众，这不但会在苏联造成极度的混乱，而且有可能危及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所以赫鲁晓夫必须在朱可夫下手之前，把他严格控制住。　　朱可夫还被他们指责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说他喜欢和重用那些对他吹捧和"拍马屁"的人，他被谄媚者在文章、书籍、电影中捧上了天。为了取悦朱可夫，战争的历史被篡改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别人的功劳被贬低了。他们指责朱可夫失去了党员应有的谦虚，自认为是取得一切战争胜利的唯一英雄。他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成了一个政治上不健全的人。　　在与朱可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利用了军队高级将领的野心和内部相互对抗的情绪。原来和朱可夫相处在一起的同事们，有些甚至是他亲自提携起来的亲密的战友和部下，如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等人，现在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他。　　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对元帅的自尊心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摧残。他开始变得心恢意冷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自己投票赞成把他从主席团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时他也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最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5500旧卢布（约合当时1357美元）的养老金。　　在谴责朱可夫的错误过程中，最严重的攻击来自科涅夫元帅。他今天总算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几乎把从卫国战争以来对朱可夫的积怨，一古脑地都发泄到这位坐以待毙者的身上，他决心一鼓作气，把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彻底搞臭。他的发言是经过系统准备的。他除了重复前面对朱可夫所提到的错误外，还翻起了战争年代的"老帐"。他说朱可夫在战前担任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德国人发动进攻时红军缺乏准备负责；他攻击朱可夫建立了大量机械化部队，却没有为这些部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干部；他贬低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特殊作用。　　科涅夫责骂朱可夫在战争时期犯下了种种错误，驳斥所谓"朱可夫在战争期间是唯一没有打过败仗"的神话。他特别提到了柏林战役，重提这一战役对科涅夫来说是极为痛苦的。科涅夫始终认为，过去对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攻克柏林功劳方面的过高评价是不公平的，朱可夫窃取了不应有的荣誉。他申明，朱可夫的部队占领德国国会大厦的功劳，即最后胜利的象征，是他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让给朱可夫的，他当时受骗了。另外，科涅夫还指责朱可夫在泽劳弗高地战斗中低估了敌军力量，损失了部队，延缓了战役进程。　　科涅夫用偏激而讥讽的语调把朱可夫描绘成"一个特别爱虚荣的人"，当党正在进行反对个人迷信时，他却在军队中培植个人迷信。科涅夫说，朱可夫让人们在他周围制造了一道光荣和永远正确的光环。他曾下令让人画一幅画，画他自己骑着一匹前蹄腾空，后蹄站立的白马，就像一幅老圣像上的屠龙者圣乔治，他打算把这幅画陈列在苏军博物馆里。科涅夫还提到朱可夫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脚本上也做了手脚，为的是颂扬他自己。　　科涅夫的长篇发言，不仅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在情绪上也明显地带有公报私仇的恩怨色彩。他与朱可夫的积怨在苏联上层领导中几乎尽人皆知。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都有一副严肃、刚毅的军人外表；他们都是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指挥官；他们的身后都有着一连串可以炫耀的战绩和荣誉。然而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都带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荣誉和权力的圈子里，像两只贪婪而又好斗的公鸡，永远不知疲倦地争斗着、撕打着。　　朱可夫和科涅夫二人的对立，还与他们领导方式的差异有很大关系。朱可夫偏袒军事干部而轻视政工干部，他是依靠"拿破仑主义"统率和鼓舞士兵的，他有着控制军队的出色天才。战争期间，他在军队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为此曾有人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控制军队的话，那就是朱可夫。对于这一点，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知道的，可能正是这个缘故，才把朱可夫折腾得这般严重。他既是一个无尚荣耀的元帅，又是一个屡遭不幸的悲剧式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涅夫更像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对朱可夫三番五次地反对军队政工干部和党的领导，感到极大不快，同时他妒忌朱可夫在军事上的荣誉和他领导军队的才能。于是就在朱可夫被剥夺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同时，科涅夫又抡起了斧头向朱可夫砍去。　　朱可夫被击倒了。可是令科涅夫十分失望的是，国防部长的位子却让十分驯良、毫无特色的马林诺夫斯基坐上了。更使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当不上国防部长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在清算与朱可夫的恩恩怨怨的时候，却下意识地表现了他的野心和妒忌病。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学得聪明了，他不会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有野心的元帅弄下来，再把一个有同样野心的元帅扶上去。　　朱可夫被罢免之后，红军中展开了清除朱可夫影响的运动。红军总政治部进行了大改组。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教育得到了重视和加强。政治军官获得了一些特权，他们的威信有了提高。一项新的政策规定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可以互相交流担任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军官的提升和重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由于政治空气的浓厚，部队中党员的数量增多了。　　基层党支部由原来只设在团一级，发展到营一级，半数以上的连队建立了党小组。到1961年，军队成员中82%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绝大多数指挥员都是党员。单一的首长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部队首长不能再把他们的任务和活动范围限制在单纯的军事领域，他们不仅要与党的工作者和政工干部合作，而且还要承担政治方面的责任。总政治部提出了"党最终是主人"，红军要坚持统一指挥的原则，这个原则的运用，必须严格地符合苏联国家的法律和共产党的决定。　　1961年，已被撤职4年的朱可夫，虽然已不再构成对赫鲁晓夫的威胁，但是他仍然被当作一副靶子被人随时拿出来责骂一通。这是苏联政治生活的特点，朱可夫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和他会谈。席间，赫鲁晓夫轻描淡写地向艾森豪威尔说：　　"你的老朋友朱可夫很正常，不要挂念他。他在乌克兰钓鱼——像一切将军们一样，或许他正在写他的回忆录。" 　　艾森豪威尔特别注意到赫鲁晓夫边说边眨着眼睛。他判断这是赫鲁晓夫撒谎的动作，因为他已经得知，此时的朱可夫正住在莫斯科附近帕布列夫斯科耶公路边上的别墅里。　　1961年夏天，柏林地区东西方向的危机达到了高潮，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赫鲁晓夫需要借助于朱可夫的声望。于是他在继续公开对朱可夫进行攻击的同时，却滑稽地要求朱可夫重返军队工作。朱可夫对他的要求不屑一顾。　　1962年末到1963年初，原本驯良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权力圈内站稳了脚跟以后，开始与赫鲁晓夫分庭抗礼了。他提出大量增加军费预算的要求，与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相抵触。赫鲁晓夫再次向朱可夫求援，并且答应以恢复他的名誉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朱可夫对赫鲁晓夫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感到恶心，他再次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安心地在家休息。　　或许朱可夫这块招牌还会有用，或许赫鲁晓夫的良心受到了自责，总之，赫鲁晓夫变着法儿要把朱可夫搬出来。　　1963年5月，苏联外交部转请美国驻苏大使馆以老朋友的身份，邀请朱可夫参加武装部队的酒会，可是朱可夫不为所动，仍然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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