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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虽然伏尔泰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气氛很是赞赏,但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法国。法国极其久远的君主制使得人民已习惯服从君王,此外,英国的宗教势力并不强大,不会形成教会对政治的干预控制,而在法国,教会的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危及宫廷的统治,并且法国的贵族干预政治的情况也十会严重。伏尔泰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在以前创作史书时还未成熟,因此没有明确的表达。而这次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的王权主义思想表达出来了。

  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教会和贵族一次次在把法国推向混乱的深渊。因此,他主张法国实行君主制,国王拥有最高权力,可以排斥教会和贵族的参政。伏尔泰在提出这种主张时,也意识到了“这种最高权力可以被人滥用,因此是危险的,不过分散的权力会更危险”。这确是法国的真实情况。伏尔泰深信,如果君主深明哲理,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那对人民将是十分幸运的。

  他对国王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后来曾对人说过:“当君主是一个哲学家时,那将是人类的最大幸福。”“仁慈的国王是上天所能给予大地的最好的礼物。”为此,他曾试图与路易十五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在法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实使他的幻想一次次地破灭了。

  除《路易十四时代》外,伏尔泰在西雷还写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风俗论》。这是一部世界史式的史书,它谈到阿拉伯的文化、中国文化,并且对各种宗教制度进行了比较。这在当时的历史书中可是犯禁的。这本书确有其高人之处,可书中的错误也确实不少,有些是不应该的,有些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真实的情况在当时他们还不了解。

  孟德斯鸠说伏尔泰写历史的用意是显耀自己的宗教,这话确有它的道理。在《风俗论》里随处可见他非宗教的宗教。作为一个史学家,伏尔泰最大的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因此不了解人们在感情上的需要。宗教的存在,宗教别派的存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人民有对这些教派和礼俗的需要。可是伏尔泰看不到这些。这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中倒是没有这样的缺陷。

  除了科学研究、写历史著作,组织业余剧团演戏以及和朋友畅谈外,伏尔泰在西雷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与当时的普鲁士王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交往。


  §八、普鲁士王子

  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位46年,在位期间不断发起战争。虽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但仍是战功赫赫,使普鲁士由一个较弱的小国家成为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国家。而他与伏尔泰的交往,对于他的统治、对于伏尔泰一生的命运,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1736年7月。那时伏尔泰正居住在西雷,忙于研究牛顿的自然科学成果,而弗里德里希则还只是一位王储,年仅24岁。7月里的一天,伏尔泰收到一封来自普鲁士王子的信,信中充满对伏尔泰以及他的思想的赞扬和钦佩。伏尔泰收到信后感到惊异,不知道是什么使得王子对他如此青睐。但他正处于多事之秋,因《哲学通信》、《奥尔良少女》等书得罪了法国的天主教会政府。与邻国一位王子的交往,也许可以使他的身价提高,这样,法国政府和教会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迫害。伏尔泰出于这些对于自己安危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这位未来国王的希望,也很乐意与这位王子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的确,正当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时候,来自普鲁士王子的友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此,伏尔泰在收到信后随即就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对弗里德里希大加赞扬。从此,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

  据统计,仅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的来信就多达37封。

  当时的德国,有着崇尚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法语为荣,讲法语的人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士。

  在普鲁士的宫廷,当然也不会两样。弗里德里希从小就在法国人的簇拥下生活,他的教师们几乎都是一些博学的法国人。虽然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过多地致力于学习那些文学、哲学等无用的东西,而希望儿子爱好习武,将来做一名“军人国王”,但在众多的法国学者的教育,以及他的母亲索菲·德罗蒂亚的熏陶和影响下,弗里德里希仍然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在宫廷里网罗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伏尔泰的敌人、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莫伯都依。弗里德里希爱好文学、哲学,并且喜欢用法文写作诗和文章。但尽管他在一个法文的小圈子里长大,法文学的很好,但要用法文来写诗,表达情感,终究还嫌有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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