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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人们的广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

　　这种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是完全相背的。伏尔泰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并不是真正的要恢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们对现实专制制度的憎恨，唤起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便动员人们为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而斗争。

　　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上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说什么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的愈来愈坏了；辩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这都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对这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

　　他还把卢梭和教会神父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这下子可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称赞新教的牧师既不相信《圣经》，又不相信地狱，只是与他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这样的称赞可是牧师们谁都不愿接受的。他又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心是“残酷的”，更加令人不快。虽则他写信给印刷所，争辩他原稿上写的是“严峻的”，被误印为“残酷的”，这种申辩方式是他惯用的伎俩。但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是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这下子，快乐园可不再是乐园了。他说：“我极爱自由的人民，但我更爱我个人的自由。”

　　既然法国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伏尔泰便觉得，最好站在两国中间，一只脚伸在瑞士，一只脚伸在法国，或者干脆就有四只脚。在瑞士内瓦湖畔有两座宅邸，在两国边界上再有两座，那么一旦哪边有什么风险，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风声平息。刚好这时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有两块田地出售，一处是多奈伯爵的封地，连着一切贵族的特权出让，还有一处是法尔奈庄园。伏尔泰这时早攒下大笔的财产，他把两处产业同时买下了。这样，他的三窟就布置起来了。“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殿在法国边境，一座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于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这位老人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终于满足地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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