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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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