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55)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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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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