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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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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人太亲近，而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他手下多名高级警官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他才得出结论，认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说必须对付共产党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时，我是绝对当真的。 访问了珍珠山警察总部，接着到刑事侦查局，然后到政治部会见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尔。林塞尔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制服警官，跟收集情报相比，他更擅长于控制暴乱，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不够精明，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战略。因此我决定在每星期的例会中同时会见他的高级官员，以确保直接听到他手下公安专家的汇报，不致由于经他转述而错过重要的微妙信息。这样的安排果然收效。后来，两名官员柯里顿和阿末汗的工作证明，他们是最能干的专家，经验丰富，既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又能对收集到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进行透辟的分析。没有他们，政府处境会困难得多。 §古德的报告 对新政府成立头六个月的事态发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报告里，他做了总结。6月26日的第一份，以乐观的语调开始： "新部长们都很有头脑，对政治纲领想得很多。他们的政治纲领是通过认真写成的讲稿向选民提出的。就信仰来说，他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意识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情况特殊，实际局限很大。他们也意识到，在一个靠通过激烈竞争赢得生意的城市里，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着提高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要获得成功，他们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部长们也决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动的次数。他们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庄严地献身于为群众利益而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们(因此)自称为非共，尽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们也对来自西方的赞扬敏感，因为他们认为，面临共产党人的替代领导，他们必须坚决保住新加坡左翼的华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赞扬只会损害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无疑正获得人口中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的热烈支持，今后一段时期，马来亚共产党不大可能向它挑战。据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计，这个时期多半会历时一年或更长。" 两个半月后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报告仍然乐观，虽然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府的缺点： "要在这一切事态发展中认出这个政党原来是过去四年内受到共产党人渗透，利用工人、农民、华校中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所争取到的支持，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上台执政的极端的人民行动党，那是很难的事。但是如果认为执政的责任已经改变了这些年轻人，那将是错误的。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举行例常会议，自由坦率地交谈。我发现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见和执着，但一般说来很明事理，总是反应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为责备他，把我所能预见的后果坦率地告诉他。有时他能纠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问题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说来他同意我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公务员。他的答复是，部长们必须看到自己犯错的后果，这样的学习代价很高，但他不应该监督他们，他们会吸收经验。大事上他们不成问题，而且负责任，小事上却感情用事和令人厌烦。跟他们一起做事，我们会不断遇到困难，得不断提心吊胆，容忍和谅解的能力会受到考验。但他们有潜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们一起做事，别无选择。反对党声誉扫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写了最后一份报告，也就是所谓"降旗"报告。英国总督通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国国旗时呈上最后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人民行动党的现有领导层看来永远不会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们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看成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接近得多…… "尽管新加坡部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争取联邦部长接受他们，联邦的态度依然是不信任。总理现在意识到，在联邦现任政府的任期内，合并是没有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开强调合并会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引起联邦的公开驳斥。但他希望权宜之计是让新加坡宪制维持现状，确信如果人们认为合并不可能实现，新加坡为了前途而转向其他方面求援，对新马两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内阁，内阁紧密团结。不出所料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除了总理以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么能干。他们发现，管由政府比组织成功的政党困难得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落实所宣布的各种政策方面有了好的开始。总理叫我迟些，直到他们执政一年之后，才对他们是否称职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他过去说过的话已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继续同人民行动党合作，尽量争取他们的善意和信心。这一来，我们将能协助他们让新加坡有个胜任和稳定的政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常出现的小困难和挑衅，这些小困难和挑衅我们将来肯定会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莱佛士书院念书时的级任老师那样，古德给我开的成绩单不错。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如果摊牌的情形不一样，他的估计就会大错特错。 古德的"降旗"报告对即将上任的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薛尔克的副手穆尔也一样。穆尔在薛尔克担任海军大臣时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他原本在英国殖民地服务部门任职。34年后退休的穆尔告诉我，有关报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个月后，觉得古德的报告说得很对，负责新加坡事务的殖民部副大臣华莱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断。1961年我遇见华莱士，跟他谈了两个半小时。穆尔非常尊重华莱士。因此，英国在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时，报告起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离开前，我写信告诉他，他给女王和英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但也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喝茶聊天时，他一度告诉我："我们到这里是来捡好处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早离开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决定坐船回国，不坐飞机。在他登上"布瓦塞万号"轮船时，内阁成员都到码头列队欢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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