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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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上365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2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　　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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