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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

　　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月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

　　于是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马来西亚，他们在1966年3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18个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动撤走。

　　马来西亚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他们类似的恐吓。他们的行径，使我们益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坚持到底，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我们可以派出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18到35岁的人组成。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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