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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月19日,二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月1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名华人和349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

  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心新加坡准备入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员的证实。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建立17个国民服役营(16000人)和114个后备营(1000人),部队单位有步兵队、突击队、装备迫击炮的炮兵队、坦克营、装甲运兵车营、野战工兵营、通信营、野战保养营、野战医院和野战供应营各一个,以及一个辎重运输连。我们设立训练学校给新兵提供基本军训,并且培训见习军官、炮兵、工兵、未爆炸弹处理人员和海军。空军有猎人型战斗机、打击能手型航空教练机、百灵鸟型直升机和运输机各一个中队。

  在70年代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力量之前,新加坡的防务不得不依靠驻扎在这里的英军。我们原本希望他们会继续驻留五到十年,在我们建军期间作为我们的后盾,但是英国人却于1968年1月宣布将会撤出新加坡。这个决定迫使我们必须在1971年他们离开之前,建立一支战斗机中队和一支规模虽小,却足以抵挡渗透者的海岸卫队。这虽然不是个庞大的计划,却已耗去了我们相当部分的资源。当时新加坡经济尚未发展,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有限。1968年8月,也就是英国宣布撤军的七个月后,我们派遣首批六名机师到英国受训。到1970年9月,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支共有16架霍克猎人型战斗机的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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