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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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在两天后的第二次会谈中，他谈到将向新加坡提供大量的援助，设法减轻新加坡蒙受的打击。无论如何，他谈的是削减驻军而不是完全撤退。他认识到信心因素的重要性，会设法在这个问题上劝说他的同僚，但是他必须为英国防务订下长期的计划，而要零敲碎打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他问起新加坡对军港船坞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新加坡准备让斯旺与亨特公司（英国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坞，作为民事用途。我已经计划让它接管新加坡的发巴民用船坞，以便熟悉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和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都拍来电报警告说，英国正在考虑大量削减驻军，这将导致现有的共和联邦防务安排架构脱节和解体。　　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并未预料会提前撤军。在希利访问之后一个月，5月间我和吴庆瑞跟英国远东总司令卡弗爵士共进工作晚餐。卡弗今我们宽心。他说，新加坡国防部队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防止由国内外策动的政变。万一出现持久的敌对行动，新加坡必须依靠盟友。卡弗的态度使我心安，他预计英军会在新加坡逗留一段时期。　　但是为了预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样，或是受到压力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5月26日我写信告诉威尔逊说，任何谈论“大量援助”的话都是不祥之兆。当人们知道英国决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后，信心就会大受打击。跟这个严重的风险相比，经济失调的风险是次要的。威尔逊回信安慰我，并邀我到伦敦进行初步的会谈。　　1967年6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会见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到1968年3月31日为止削减英军的安排，以及从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后，英国将在东南亚保留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作为“巡逻警察”。　　有关经济影响的讨论由吴庆瑞负责。像我一样，他对安全问题比对英军撤离所将造成的经济影响更操心。我们两人都认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动摇，我们总能想个办法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我向来自海外发展部，处理过英军撤离马耳他有关问题的一名官员提了一个问题：放弃的军用机场能不能转为民事用途。他说，按照英国的经验，放弃的军用机场不是改为农业用途，就是在少数情况下用来发展轻工业。我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做根本没有前途。于是我说，在英军放弃登加机场、实里达机场和樟宜机场之前，应该尽早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派人前往视察，以确定它们未来的用途。他将修改条例。以便把它们交给新加坡作为培训和他用。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斯旺与亨特公司已经让买三巴旺海军船坞发展前景美好，英国海军部、斯旺与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组成委员会，策划如何把它改做商业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议院向工党后座议员发表演讲。我说，亚非局面已经迅速改变了，尼赫鲁已不在人世，苏加诺名誉扫地，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方有50万美军。白人控制亚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坚持必须以亚洲的方式解决亚洲的问题，也就是说，亚洲的大国能解决它们同小国之间的问题。小国有权要求它们的西方朋友协助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设法说服威尔逊的部长们。当时担任财长的是卡拉汉，过去15年来我跟他有过几次晤谈。跟他的会面从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每次表决的铃声响起，他都到议事厅里去投票，却叫我留下来等他。最后他说：“我原本主张定下英军应该离开的日期，但是我会再仔细想一想你的话，现在暂时不做决定。”接着他促请我去见当时的内政部长詹金斯。詹金斯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表示他会支持不定下英军撤离的日期，但是英国一定要在1975年撤离。　　在所有部长当中，最反对我的就是当时的国会领袖克罗斯曼。在同他会面的整整一个小时里，他带着戏弄的语气斥责我误导和欺骗他的同僚们支持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他刻意粗暴无礼，为的是要吓唬我。他一直都主张英国在1970年之前撤退。　　他和同一阵线的议员们致力争取更多的养老金、更低的房屋贷款利率以及更多的支持选票。在激动之下，他脱口而出说：“你大可以不理会我，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在内阁中属于少数，但我已开始赢得党员的支持，他们越来越认同我的看法。”我们的最高专员n拉惹当时也在场，他认为我提出的论点加强了那些要英军驻留的人士的立场，所以克罗斯曼才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认为这回新加坡不成问题，却不能保证英镑不会再受到冲击，导致英国内阁情绪低落，以致进行另一轮的防务检讨。　　约翰逊总统的文件显示，1967年6月他曾经在华盛顿促＃威尔逊“别采取任何违反英国和美国利益。违反亚洲自由国家利益的步骤”。但是约翰逊没像他的助手在开会前问他主张的那样极力要求威尔逊避免这样做。早在1965年12月，约翰逊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书面向约翰逊提出，美国对在远东地区驻军和承担义务的重视程度。　　一个月后于1967年7月刊行的英国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国有意在1970／71年把东南亚的驻军削减一半，到70年代中期完全撤走。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感到沮丧。　　他写信告诉威尔逊并让防知道：“我们认为英国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它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大减轻英国已经承担了多年的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整个形势”。我会想到猫头鹰。观察越南局势的人必定认为形势凶险不祥，这样的局面原来并不是非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可的。要表明立场的话，越南也许不是最明智的地方，它也不是在亚洲表明立场的最稳妥的地点。　　但是越南人和美国人已经做出重大的流血牺牲。“对这些反对越战的听众来说，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暗示要是美军撤退，会对东南亚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影响。　　只不过在六个星期后，1967年u月18日星期日这一天，吴庆瑞突然接到财长卡拉汉拍来的电报，通知说英国把英镑贬值，从1英镑兑2.80美元贬到兑2.40美元。　　想必他也拍发了类似的电报给所有的共和联邦财政部长。这意味着我们存放在伦敦的英镑储备，损失了14.3％。自从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英镑便一直受到抛售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储备移走。英国的军队在保卫我们应付印尼的对抗，我们不想被人怪罪说，我们促使英镑的币值下跌。同一天傍晚，威尔逊发表电视广播说：“现在我们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可是，11月27日希利在国会的讲话却叫人放心。他说：“相信整个政府都抱着跟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在削减防务开支时，我们尤其必须对我国的部队和盟友保持信用，决不能改变7月的决定……所以财长才在上星期一说，削减防务开支的行动必须在今夏宣布的防务政策架构内进行。让我告诉财长阁下，削减防务开支并不意味着会加速撤军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国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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