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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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我们最能干的常任秘书韩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国资产可以改为民事用途的清单。英国人概述了将如何处理他们所占用的房地产，它们的面积共达15000英亩，占新加坡总面积的11％。至于那些作为经济和防务用途的土地，将免费交回给新加坡，其余的土地则请新加坡政府协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是谈判还没有结束，英国就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　　我在同一个月份回到新加坡，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我强烈地感觉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人民的士气和信心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成立基地经济改用局同年2月，我们成立了基地经济改用局，由韩瑞生主持。我把这个机构交给总理公署管辖，使韩瑞生跟其他部门打交道时更有影响力。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培训和安置冗员，接管英军正在撤离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并把这些土地和资产用在最需要的方面，同时就缓和撤军冲击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　　在移交房地产和提供援助方面，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仇恨与摩擦，否则会打击人民的信心。同英国的关系一旦破裂，任何援助都弥补不了失去的信心。此外，我仍然希望1971年过后，依然会有部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下来。1968年2月，我告诉新来的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爵士，英国政府给什么新加坡都接受，却不强求。我促请英国人把他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留下来给我们，而不是按照惯例把它们毁掉。这样不但卖了个人情，还可以便亲英情绪得以在新加坡保持下来。　　到1968年3月，谈判结束了，英国答应提供5000万英镑的配套援助，只能用来购买英国的货物和服务，其中25％是赠款，75％是贷款。我们把半数用在发展计划方面，半数用来购买英国的防务配备。英国同意把三巴旺的海军船坞移交给新加坡，包括皇家海军原可轻易拖走的两座珍贵的浮坞，条件是新加坡政府签订为期五年的合约，委任斯旺与亨特公司为主管代理。1967年6月在伦敦的时候，我见过约翰·亨特爵士。同年10月到斯卡伯勒出席工党大会之后，我参观了他在泰恩赛德的船坞时再次见到他。美国人渴望让海军船坞维持下去，月和2月派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团到来视察设施。1968年4月韩瑞生告诉我，从1968年4月到6月，美国会试用三巴旺的修船设施，提供四五百万新元的生意。那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把海军船坞改为民用的计划成功了。斯旺与亨特在三巴旺船坞和新加坡的民用船坞发巴都生意兴隆。1978年两份五年合约期满后，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内维尔·沃森决定继续留下来，在新加坡专为管理三巴旺船坞而成立的胜宝旺船厂有限公司任职，最终当上集团总裁。胜宝旺船厂的业务蒸蒸日上，日后多元化地发展成为胜科工业集团，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　　位于新加坡港口岸外，原来住着一营英国辜加兵的绝后岛，变成了旅游胜地“圣淘沙”（宁静之意）。温斯敏博士先后劝阻我把它发展成为军事训练区、赌场和炼油厂。这些建议是不同政府部门向韩瑞生主持的基地经济改用局提出的，即使没有人劝阻，我也不会答应。福康宁同样保留下来，山上有地道和地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陆军总部就设在那里。山上的建筑改建成俱乐部，供人们消闲玩乐。实里达机场改为民用，供货运小飞机和小型商用飞机起落。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通过填土工程进行扩大，发展成为有两条跑道的樟宜国际机场。巴西班让军事中心现在成了肯特岗新加坡国立大学26000）名大学生的校园。　　韩瑞生以有条不紊和不大事张扬的方式，把英军的房地产改为经济用途。在经济发展局，他的手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前来，在前英军土地上开设工厂。房地产的移交过程从1968年开始，于1971年，也就是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两年完成，我们可说是相当幸运。当时世界经济繁荣，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新加坡因此更能得心应手地把前英军土地改为民用。　　撤军工作是在双方都怀着善意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从海外吸引到新加坡设厂的投资商，雇用了三万个被裁退的工人。待撤军行动于1971年结束时，老百姓心里是踏实的。失业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块土地或一栋建筑是荒废弃置的。英国的一营兵力和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加上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组成了五国联防，使本区域得以维持稳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的对策之后，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让我和一大群大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　　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香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那么成功的纺织和成衣工业，原因就在于此。香港人灵活善变，随着时装潮流的改变而改变生产线、图样和设计，这是同台湾和韩国同样灵活与成本较低的制造商进行的一场永不结束的竞赛。香港的推销人员经常飞到纽约和其他大城市，征求买客的意见。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800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说，描绘出严峻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几个执行人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　　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的驻纽约代表曾振木发现，要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人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执行人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曾振本向我解释，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主要执行人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这类会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绩，因为温斯敏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他的儿子在美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咨询公司做事，十分了解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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