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4)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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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另一批美国执行人员。原定只有100人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数结果增加到200.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我的想法逐渐趋于具体之后，便订下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打开不利的局面。首先是像以色列一样，逾越整个地区。我是在1962年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来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讨论之后，产生了这种想法＊年我访问非洲的时候，在马拉维又遇到这位专家。他告诉我，尽管以色列面对的敌视环境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能够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同欧美进行贸易。既然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一美国、欧洲和日本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一世界的绿洲。以色列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和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我相信我们办得到。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我们可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办法，消灭所有的苍蝇和麻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协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国家的习性。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1961年8月，新加坡立法成立了经济发展局。温斯敏建议成立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使投资者不必跟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这个机构处理——无论是土地、电力、水供还是环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初几个月，经济发展局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局的专家协助。它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外来投资，集中力量开发温斯敏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工业领域——拆废船和修船、五金工程、化学产品和电气设备与用具。　　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投资吴庆瑞选中了韩瑞生担任经济发展局第一任主席。韩瑞生有权在那些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大学学成归来，素质最优秀的奖学金得主当中，挑选自己的部下。在韩瑞生的领导下，这些年轻人个个受到激励。韩瑞生是个沉默寡言的杰出行政人员，在启发诱导属下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力特强。经济发展局的文化在他手中形成——官员个个兴致勃勃、不屈不挠，克服障碍总能巧运匠心，为的是促进投资，制造就业机会。他把经济发展局管理得如此成功，规模如此庞大，以致几个不同的部们不得不出来自立门户。工业区的部分成为裕廊镇管理局，金融发展的部分则出了一家新加坡发展银行，两者日后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翘楚。发展银行协助提供创业资本给新加坡的企业家，因为这里稍有历史的银行都只有提供贸易融资的经验，而且作风太保守，不愿意贷款给准备从事制造业的商家。　　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当时年纪尚轻的经济发展局署长严崇涛记得吴庆瑞告诉过他，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严崇涛后来出任贸工部常任秘书。　　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服膺了部长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准备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接受英文教育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英语，以它作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言。后来我从经济发展局的能干班子中物色到三名内阁部长，他们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东。另外好几名经济发展局官员成了出色的常任秘书，包括比莱和严崇涛。比莱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主席，凭他管理财务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为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严崇涛则担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　　温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为新加坡服务了23年，直到1984年为止。他每年来新加坡两趟，每次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负责他的机票和在这里的酒店费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为了协助他掌握最新的事态发展，负责同他联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严崇涛，定期把报告和每天的《海峡时报》寄给他。　　他习惯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官员洽谈，接下来再跟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执行人员进行讨论，并和职工总会领袖见面。他总是把报告和建议呈交给我和财政部长，然后，我们俩单独共进午餐谈公事。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国公司的高层执行人员很快就领略其价值所在。他们无所顾忌地跟他谈论他们遇到的难题：政府管得太紧，新元币值节节上升，工人跳槽太频繁，外劳雇佣条例太多约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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