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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温斯敏讲究实际，遇事亲力亲为，对数字应付自如，很快就能抛开烦琐的细节，抓住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聪慧过人、精明能干。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关于欧美执行人员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不来新加坡的时候，温斯敏总会在我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公干时，约我见面。不过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烟不离手，我却对香烟敏感，所以跟我吃饭谈公事，简直是牺牲重大，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在户外用餐，这样他就可以过足烟瘾。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语法有毛病，荷兰腔也很重一一说话声音深沉粗重。他脸部皮肤粗糙，前额和面颊上皱纹很深，戴一副角质眼镜，头发向后脑直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对韩瑞生和我特别有好感，只能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和儒家生活哲学有相似之处”。

　　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喜欢同我们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气。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推动出口。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它的面积最终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它的发展在开始时相当缓慢，到1961年的时候我们只发出了12张新兴工业证书。（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张证书也没批准。）吴庆瑞在那个时候以财政部长的身分，经常先后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的机会，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厂，如只雇用很少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吴庆瑞本人在外来投资开始流人后追述，裕廊镇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不过，当这里还是荒芜一片时，他可没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们发出的新兴工业证书已经有390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资者可以免税五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十年。裕廊镇这时生气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仪器公司到新加坡来，考虑在这里设厂装配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他们在做出决定后50天内便投入生产。紧跟着而来的是国民半导体工厂。

　　在这之后不久，德州仪器的对手惠普派人来新加坡探听情况。我们的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在这个人身上下过功夫，对方要什么资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亲自前来看看才肯罢休。这个人和德州仪器的人员一样眼界大开。一个负责具体计划的官员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团，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进行期间，它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是体利特（惠普公司老板）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没准备好。

　　为免让他走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体利特到访当天，使电梯操作顺利。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这些故事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7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哈泼斯》月刊、《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断路器和电动机。到70年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来访的执行人员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找我。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叨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接着1973年10月爆发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随之突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猛升三倍。使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我们促请国人节省能源，减少燃料和电力的消费。我们束紧腰带，但还不算吃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从13％（1972年）下降到4％（1975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从2.1％（1972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业机会并未大量减少，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5％上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我们就有条件精挑细选。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询问，为保护本地一家公司所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还得维持多久。马赛地公司的财务主管粗暴地回答说是“永远”，因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国人。我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

　　70年代末，我们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抛在后头。接着而来的新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我们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国家挂钩。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资少之又少，远远落在英国和荷兰后头。我想尽办法引起日本人的兴趣，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大批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货。那段时期，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多。不过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们的商家到新加坡来从事制造活动，以便把产品输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口到日本。中国在80年代开放门户，日本投资随之开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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