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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我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并非个个都具有商业才干。有这种无形天赋的人寥寥无几。侯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大众钢铁厂董事主席。另一个是沈基文，担任吉宝企业首脑。还有一个是比莱，担任新加坡航空公司总裁。在他们的领导下，三家公司成为无人不晓的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第一级股市占主导地位。新航改为私营的时候，我们几经困难才找到可以取代比莱的顶尖的行政人员，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人才有多缺乏。

　　要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为什么会成功的话，我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我决定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阻止这些存油出口，新加坡将有足够的石油可供两年的消费。但是这样做将显示我们毫无信誉可言。

　　1973年11月10日，我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它们的客户，除了本区域的以外，还有远远分布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地的。

　　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它显示新加坡明白，它的长远利益取决于提供一个可靠地点来进行石油交易和其他业务。结果石油工业满怀信心地扩展业务，在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的领域。90年代新加坡的炼油总量每天达到120万桶，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后，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此外，新加坡还是世界船用燃料油的最大市场，也是石油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地。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一向对新加坡工人素质所抱的怀疑态度，我要求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的指导员前来提供训练。有些中心由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罗莱、达达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上述国家的投资者，若要知道新加坡工人跟他们本国工人比较水准相差多少，这些中心便成为他们查询的地方。他们证实新加坡工人的水平一点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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