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8)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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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 　　温斯敏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　　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　　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存款人在利息收人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保持在足以舒缓输人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70年代，我们跟伦敦的国际知名人物交锋。1972年3月，英国一名专门倒卖资产的投资家占美。史拉达到新加坡来见我。据报章报道，希思出任首相期间，把自己名下的资产和股票，交史拉达全权管理，因此他享有卓越的信誉。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在唐宁街10号希思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他。我对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进军新加坡股票市场，表示欢迎。　　后来在197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告诉我，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涉嫌操纵新加坡挂牌公司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他们以不法手段抽取虎豹总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同虎豹集团的某些董事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构成失信的刑事罪名。他们是在欺诈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的股东。但是，要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么一位名人进行调查，万一证实不了，坏的是自己的名声。该让韩瑞生对史拉达采取行动吗？我最终决定，为了维护新办坡股票交易所以管理妥善见称的信誉，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调查显示，这果然是个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一步步抽光虎豹集团的资产。事情才刚刚露头，规模更大、涵盖面更广的诈骗活动还在后头。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的犯罪活动，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西亚、香港，直到伦敦——那是所有赃物的集中地。他们利用虎豹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收购香港的上市股份，再把股份转售给史拉达华克执行级人员独揽股权的史派达证券公司，大家一起瓜分这些不义之财。几个主谋是：史拉达、虎豹集团主席理查德·塔林和虎豹集团董事经理奥格尔维·华生。　　华生早在事发前返回英国，后来逃到与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的比利时。史拉达和塔林还留在伦敦，我们要求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新加坡受审，但是英国当局不肯引渡史拉达。反而是经过伦敦法院长达三年的审讯后，英国内政部长才在1979年下令，仅以17项控状当中五项刑罚最轻的控状引渡塔林。法庭以其中三项控状，即刻意隐瞒有关虎豹集团1972年综合损益表的重要资料而将塔林定罪，每项罪名判入狱六个月。好几年后，已经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在我的办公室里低声地向我表示遗憾，后悔自己当初无法协助新加坡把史拉达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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