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0)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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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达的中心的活动。　　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变化。　　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　　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　　一年后，在1998年1月1阳，当总理委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从1997年7月开始，金融风暴随着泰铣贬值横扫东亚，一连串灾难把这个区域的货币、股市和经济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家银行受到动摇。投资者都急着撤离新兴市场，新加坡市场正好属于这个类别。当基金经理都存有掉入隐匿陷阱的顾虑时，隐瞒资料是不智的。我们决定尽量公开资料。为了方便投资者评估我们的资产价值，我们说服新加坡银行摒弃维持秘密储备和不公开不良贷款的一贯作风。新加坡银行披露它们向本区域提供的贷款数额，为这些区域贷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总体应付措施，预先处理可能出问题的账目，而不是坐待贷款变成呆账。由于金融管理局采取了有效率的措施应付危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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