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2)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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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1972年，我们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大家能负担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一切劳资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同的领域再根据个别情况进行调整。从成立之初起，各方便同意遵守一个原则：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我才有办法在几年内扭转工会的态度。英军即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改变了国人的情绪和态度。他们意识到除非新加坡来个180度的转变，摆脱罢工和暴力，转而向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努力，否则无异于束手待毙。　　我让资方扮演新的角色，由他们自己争取工人的合作，否则生产力不可能提高。定严规，说硬话，单单这些起不了作用。是政府的总体政策使工人和工会领袖支持我们的大目标，使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有信心，从而吸引外国前来投资，提供就业机会。不过最终还是我和工会的多年交往赢得他们的信赖，好斗、对抗的劳资关系才转变为合作的伙伴似的关系。　　§工会不再那么好斗　　1969年，德万·奈尔在我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德万·奈尔在1964年获选出任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之后便一直留在吉隆坡。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有德万·奈尔出任职总秘书长使我受益不浅，他为我协调和调整政策，向大小工会灌输积极的工作态度。从1979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在这期间，他以职总领袖的身分劝服工会领袖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挑战。温斯敏每次来新加坡，总会跟负责联络工作的官员严崇涛一起会见德万·奈尔，向他汇报当前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是德万·奈尔教会工会领袖基本的经济原理，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有所建树。　　他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工会斗争减少导致会员人数也减少了。为了应付这个趋势，德万·奈尔在1969年11月举办现代化研讨会，在会上说服与会代表相信有必要使工会的功能现代化，以适应今非昔比的环境。他们成立了几个工会合作社企业。职总在1970年成立一个的士合作社，称为“职总康福的士工友合作社”，协助打破60年代“霸王的士”横行一时的局面。康福刚开始时只拥有200辆摩里斯·奥克斯福德的士和200辆英国奥斯汀小巴。这些是用英国提供的援助贷款配套支付的。到了1994年，康福拥有一万辆的士和N辆学校巴士，它在这个时候进行企0业化管理，然后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康福集团有限公司”。职总也以减低会员的生活费用为出发点，在T3年成立“职总消费合作社”，开办商店、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后来0它改名“职总平价合作社”，成了家喻户晓的连锁超级市场，尽可能把基本消费物价维持在接近批发价的水平。　　1970年，“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开始受理寿险业务，然后扩展到车险和其他领域，雇用的是专业精算师和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工会领袖受委加入这些合作社的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这些企业的专业人员，他们本身很快就明白健全的管理制度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不断更换领导人才使职总能够和年轻一代的工友并肩前进。1981年德万·奈尔卸下职总的职务出任总统，由37岁的政治秘书林子安接任秘书长。林子安在1977年当上国会议员后，曾在德万·奈尔手下工作过。他是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的一级荣誉学士。他把良好的管理方式引人工会，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却不及德万·奈尔。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对他产生了误解，在他们眼里，林子安少了那一点亲和力。　　每当领导权转移涉及领袖换代时，我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子安比德万·奈尔年轻20多岁，属于德万·奈尔那一代的工会领袖习惯了德万·奈尔的作风，对子安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无法欣赏。基本问题在于上一代领袖不欢迎组织里突然出现年轻的生力军。子安在我的建议下引进数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帮他忙，这使上一代工会领袖更加不自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很难跟他们继续相处。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失败，因此毅然在1982年退出政坛，加入私人企业界，在同新加坡政府有联系的最大公司之一吉宝企业任职。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他交出漂亮的成绩，成为沈基文身边的支柱人物。沈基文这时已卸下公共服务领导人的职位，改任吉宝企业主席。　　我和德万·奈尔一致认为，当时的交通兼劳工部长王鼎昌能够跟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合得来。他40多岁，比子安年长9岁，我相信他和老一辈领袖们比较没有代沟。我游说鼎昌执掌工会事务，他答应了。1983年，他被推选为职总秘书长，同时继续留在内阁。这样的安排效果不错，因为有人在内阁替工会说话，反过来说，政府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能考虑到工会的观点。鼎昌是阿得雷德大学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能讲流利的英语。华校出身也使他兼通华语和自己的母语福建话。他同工会领袖和一般会员相处融洽，并把职总带人新的领域，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消闲设施。在这方面，我鼓励他，但是他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外来的推动力，他所需要的反而是资金和政治后盾——这些我都为他提供了。　　职总把业务扩展到医疗、托儿、广播电台等服务，也经营为工人服务的海滨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还有在实里达下段蓄水池畔开辟设有高尔夫球场的“胡姬乡村俱乐部”。职总也建造高质量的共管式公寓让会员购买。这些新的合作社企业让更多工会领袖有机会亲身体验管理企业的情况，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会新领袖，使他们掌握良好的管理技巧。这些俱乐部、度假村和其他设施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工人自叹出身比人寒微，他们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种感受会因为有了这些设施而不至于那么强烈。为了使工人能够负担使用设施的费用，政府以象征式的收费提供国有土地兴建这些设施。　　多年来我一直敦促职总成立劳工学院。鼎昌在1990年终于请来拉斯金学院的院长，协助新加坡创办劳工研究学院，开设劳资关系和发展领导能力方面的课程。　　§工运迈入新领域　　鼎昌在1993年的全民投票中获选为新加坡总统，比他年轻12岁，当时担任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林文兴接过职总秘书长的棒子。文兴毕业于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修读造船学，1981年起就开始和工会打交道。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纯熟，在工会很吃得开。他把一批受过高深教育，才华出众，年纪二三十岁的年轻后辈引进职总。这些年轻人在海外大学的成绩骄人，有满脑袋的点子。这批新血的注人革新了工会领袖的想法和心态，使工会能够交出好成绩来。文兴和鼎昌一样，继续留在内阁，工会同政府合作的方式就此定型，这种合作方式一直都对新加坡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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