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5)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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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　　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把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们是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种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的。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们也自行筹款，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后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人民放下心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的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继续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　　我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的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是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　　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阵子在政坛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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