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7)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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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9、婚嫁大辩论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l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样是契约劳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罗门人士，尤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区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们后来在新加坡合并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 　　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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