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8)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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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成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l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　　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l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　　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匾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禁止亚洲移民入籍。他们改变政策，开始容纳素质和学历较高的亚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马来西亚许多中产阶级的华族和印度族专业人才纷纷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到新加坡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也减少了。各国设立了自己的大学，许多学生也有经济条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深造。　　并非每一个领袖都同意我对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看法。我在70年代初期告诉马来西亚首相敦拉扎克，马来西亚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马来西亚蒙受人才外流的损失，他却回答说：“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烦外流’，把麻烦都排出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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