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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见我。我说我必须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90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 、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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