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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通过这些事件，新加坡人才明白外国报刊不过是要向逐渐0扩大的新加坡英文读者群兜售他们的刊物。他们不顾事实进行有争议性的报道以便达到目的，当然不希望这些立论偏颇的文竟被纠正。当他们发现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也有能力反击时，立论偏颇的报道就减少了。

　　1993年7月，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以官方机密法令起诉一名官员和一份报刊的总编辑与记者。我们去信周刊主编更正报道中的错误。周刊把信发表了，宣称内容“几乎没有更动过，简直是全文照登”。但是它却故意漏掉一个关键性的句子：“政府不会默许任何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行为，也不允许任何人蔑视、挑战，进而逐步改变法律，一如在英国发生的克莱夫。庞廷案件和彼得。赖特撰写《捕谍者》那样。”

　　这正是全信的要点。我们不准备任由本地新闻界引用先例来挑战，进而逐步修改管制官方机密的条例。英国新闻界就是利用了以下两起事件而得逞：公务员克莱夫。庞廷透露有关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击沉的机密资料；军情6处（M6）官员赖特出书，触犯了保密条例。我们致函《经济学家》主编，要他补登被删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辞避开正题，拒绝补登。我们宣布把它的发行量限制在7500份，并清楚表明会进一步逐渐削减这个数字，同时公开双方的来往书信。《经济学家》这才发表我们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时间，我们便撤销限制令。

　　除了在媒体对抨击我的文章做出答复，我也随时准备跟批评我的人当面对质。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伯纳德。莱文撰文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他指责我“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要在英国，一个认识我的人不多又没有我的选民的国家起诉莱文，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改而写信邀请他针对这些指责，跟我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莱文的主编回信说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为防这一招，我事先已经致函友人英国广播公司主席马默杜克。赫西，他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和提供一位中立的辩论主席。

　　当我告诉《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有此献议后，该报主编代莱文打了退堂鼓，辩称我应该通过莱文抨击我的同一个媒介，即《泰晤士报》，做出回应。我去信对莱文不肯同我当面对质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拒绝刊登这封信，我于是在英国日报《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版位把它登出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节目访问我时，我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我或新加坡的文章。

　　另一回我一口答应接受评论员威廉。萨菲尔的录音访问。萨菲尔向来敢怒敢言，多年来不断谴责我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个独裁者。1999年1月，趁我们俩都在达沃斯，他接连向我发问了一个小时，之后根据这次访问，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还把访问内容一字不差地上载到该报网站。本地报刊转载了他的文章。上网阅读访谈全文的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士，从他们留下的评语记录判断，我在访谈中并未处于下风。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

　　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趁，能够把他们的报道和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会吃亏。我们必须学习处理这些排山倒海般无休无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政府的观点不被西方媒体所掩盖。继货币危机之后，1998年爆发的印尼骚乱和马来西亚不靖，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外国电子和印刷媒体网络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争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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