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43)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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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14、拿起指挥棒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未来，之后大家回国，在工会和行动党里并肩争取群众的支持。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一旦内阁做了决定，我们就努力贯彻到底。　　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缺点，是一个搭配无间的组合。元老级部长如果对某件事情表示赞同，其余的内阁成员通常不会有异议。我和同僚们关系融洽，能够针对他们职责内的事务提意见而不至于引起不满。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除了独立初期防务吃紧以外，财政部一直在各个政府部门列居首位，而部长首选非吴庆瑞莫属。居次的人选受委掌管重要性次之的部门。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　　无论如何，我对各个部门的职务必须有足够的了解，碰到认为重要的课题——刚起步的航空公司、扩建机场、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兔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任何企业只要能有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潜能，我们就得加以扶持。在航空业方面，我怀疑马来西亚有意使新马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MSA，简称马新航空）分家。　　东姑很不高兴1968年9月，东姑告诉报界，新加坡独占了马新航空的所有外汇收人，在吉隆坡又没有设立工程和其他方面的设施，航空公司任用的新加坡籍职员人数，更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籍职员。这一切令他很不高兴。　　我通过报界做出答复：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议指明，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有效益的商业原则”来经营。公司赚取的外汇根据所持股份派发了盈利给股东，设施和职员则反映公司的发源地，也就是新加坡。其实真正引起争执的是，新加坡不愿意经营一些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马来西亚内陆航线——除非马方愿意承担损失。　　这场公开争议发生时，正值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防务承诺协议即将约满的紧要关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尚未确定立场。加查利。沙菲为了这场争执写信给我。他是马来西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办事能力强，但失之浮夸，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关系亲密。当年我跟马方谈判合并问题时，他帮忙解决了不少难题。我回信说，航空公司的问题本身其实没那么重要。　　不过，双方如果为此争执下去，那将威胁到两国的安全，因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在12到24个月内决定在1971年之后采取什么样的防务立场。我建议他出手相助，使双方政府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冷静务实的包容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便鼓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在1971年之后继续在这里维持一定程度的军力。加查利确实伸出了援助之手，使这场公开争论得以降温。航空公司找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新主席，照常营业。但是东姑显然要马新航空公司分家，让马方以自己的航空公司经营马来西亚各州首府的航线。于是，我同意协助他们在吉隆坡机场设立修理厂，训练他们的工人维修内陆航线使用的福克友谊型客机。　　我特别留意马新航空公司的问题。我知道这家联营航空公司拆伙后，马来西亚必会想尽方法避开新加坡。我们这个弹丸岛国只有巴耶利巴国际机场和樟宜、登加、实里达三个皇家空军基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走国际路线。早些时候我已吩咐公司管理层着手建立国际航空目的地。我和公司内的新方人物林振明经常会面。他当时担任的职位是马新航空行政与顾客服务署署长。为人稳重可靠，对航空业有透彻的了解，1971年获升怕董事经理。他也知道马来西亚想拆伙，使我们在马来西亚境内除了吉隆坡以外，哪里都飞不成。他为新加坡努力争取更多地区的降陆权，以便日后经营有利可图的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他还得维持机师和员工的士气，使他们对新加坡独资经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有信心。公司的主席和董事经理无时无刻不l面对来自新马双方的压力。　　直到1972年10月，马新航空分裂成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后，这种压力才得以消除。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马航将包办所有内陆航线，新航则接过；所有对外航线。1966年，我们取得香港的降陆权，1967年获准在东京和悉尼l降陆，1968年在雅加达和曼谷。最重要的目的地要数伦敦，但是l英国不愿意给新加坡降陆权。　　我在1970年8月后程赴卢萨卡出席不结盟峰会前，向交通部常任秘书严崇涛问起跟英国谈判允许新加坡客机在伦敦降陆的进展如何，他回答说很困难。我于是吩咐他把情况告诉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德万·奈尔。德万·奈尔曾经建议，如果英方谈判代表为难我方，他将发动机场工友职工会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服务实行怠工，向英国施压。我同意他的办法。全国职工总会在巴耶利巴机场一展开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怠工行动，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　　我要求他说服英国政府做事公道一点，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既然可以顺利在新加坡降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没有理由不能在伦敦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出几个星期，我们，便争取到了在伦敦降陆的权利，正式开通伦敦一新加坡一悉尼这条世界主要航空干线，为新航向国际发展跨出了第一步。也许因为当年爱德华。希思是英国首相，所以事情比较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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