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3)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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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1972年3月，我在韩瑞生的陪同下，在分家后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以显示双边关系改善。双方讨论并解决了处理货币局的剩余基金和剩余资产的问题。我们以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谈判。惟一的问题是，敦拉扎克会不时改变主意，已经谈妥的事得从头再来。　　敦拉扎克在1973年回访新加坡。他表示不想再让双方的货币可以交替使用。我同意他的决定。1973年5月，马新证券交易所也分家，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取代。双方各自保持当时的挂牌公司。敦拉扎克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感到满意。在公开场合，两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不会使他难以面对马来基层；又不是有诸多恩怨，所以也不会使他的华人基层不高兴。敦拉扎克说，他预见泰国和中南半岛局势动荡，会给新马两国带来麻烦，因此双方不应再制造问题，使局面难上加难。我同意他的看法。他担心在下届大选中可能得不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基层支持，也担心马华公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问我能不能协助。我无言以对。原产品全面涨价，使他信心增强，也减少了他对新加坡表现比他们好而产生的妒忌心。　　敦拉扎克邀我回访。双方关系还不错，而且一直保持了3年。双方静静合作，没什么严重歧见。后来我接到消息说，敦拉扎克患上白血病，多次飞往伦敦接受治疗。从报章上的照片和电视上看到他一个月比一个月消瘦。他在1976年1月去世，我到他在吉隆坡的住家，向他致最后的敬意。　　继承敦拉扎克的是副首相胡先翁。1968年胡先翁当执业律师期间，敦拉扎克拉他进人政界。两人是襟兄弟。　　胡先翁的长相有别于典型的马来人。他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嗓音雄厚，以马来人的标准来说，皮肤异常地白皙。他戴眼镜，头发卷曲，身材比敦拉扎克更高大健硕。他处事认真，在正式会议上，总会把汇报资料放在面前，重要段落都以颜色笔整齐地画上了底线。他认为不能单靠记忆，总会细读汇报资料。跟我交涉时，他表现得坦诚和直率，能迅速地进人重点，这和敦拉扎克不同。我对他有好感。他跟我和敦拉扎克的年龄相同。他的父亲拿督翁加化曾担任柔佛州务大臣，是巫统的首位领袖；巫统是在1945年英国重回马来亚及宣扬马来亚联盟概念后不久成立的。　　胡先翁着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新的一页。敦拉扎克葬礼举行后几个星期，他访问了新加坡，表示要跟我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以便能讨论与解决双边问题。我们单独进行会谈。我告诉他，我担心马来族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渗透马来西亚的大众传播媒体、激进的马来学生会和工会领导层。我们坦率而毫不拘束地谈论了马来族共产党人怎么渗人马来西亚媒体，沙末。伊斯迈及其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例。此人早在50年代已是新加坡的马共党员。　　在敦拉扎克掌权时期，沙末加人了巫统，成了《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的重要人物，拉拢了一批支持者。胡先翁同意这是个危险，不过认为贸然逮捕马来族共产党人和激进学生，必然会引起马来基层的不满。后来在1976年6月，内部安全局逮捕了沙末在新加坡的一个追随者胡先。查希丁，他是新加坡《每日新闻》的总编辑。查希丁供认沙末和在吉隆坡的其他数名马来新闻工作者是亲共分子。马来西亚政治部逮捕了沙末和他在吉隆坡培植的集团。尽管会失去一些人的支持湖先翁却有勇气采取行动，对付一伙亲共的马来知识分子。　　胡先翁对新加坡有不少美好的回忆。1933年到1934年他在值落古楼英校上学，这期间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初上台时，他显得信心不足，看到我尊重他，稍感宽心。他为人诚挚，心地善良。同年，也就是1976年12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马来西亚访问。胡先翁向我讲解了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问题和泰马边境问题。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　　两国的关系起初不错，遗憾的是，他不久后就受到柔佛州巫统领袖反新加坡情绪的影响。尤其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萨阿特，这个人是胡先翁所属的州巫统的最重要领袖，他发自内心地讨厌新加坡，并把这种情绪加在胡先翁身上。胡先翁向我转达了奥斯曼的抱怨：我们以更高的薪酬吸引州内工人到新加坡工作，导致当地工厂员工短缺；在长堤新加坡这边的兀兰新镇跟新山竟争，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到了90年代，当马来西亚的货币跌至二林吉特兑1新元，新加坡人拥到他们那里去购物时，他们又投诉我们导致物价飙升，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　　胡先翁提到的州务大臣的指责中，最离谱的莫过于怪罪新加坡的养猪场排出废物，污染了新柔海峡。新加坡在北部海岸的填土计划则使他们郑盾港地区南部海岸的马来乡村泛滥。我小心翼翼地解释，在新加坡北部海岸进行填土，从水文学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导致柔佛泛滥。污染海峡的猪的排泄物也不可能源自新加坡，因为所有的废物，都被导人我们的河流，我们又已在河口筑起堤坝形成蓄水池，具有严格的防污染措施，确保水适合饮用。胡先翁接受了我的解释。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说，新加坡正在放弃简单的制造业，发展使用更多机器生产增值更高的产品的工业，也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如修理飞机、工作电脑化等等。我们会乐于让一些在新加坡劳工短缺的工厂搬到柔佛州。我们也无意阻挠巴西古当港口的发展。　　尽管我和胡先翁的关系融洽，他们依然采取一系列他们认为能拖慢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行动。首先是柔佛州政府禁止输出沙和草皮到新加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也规定从1977年开始，柔佛州运到东马的所有出口货必须通过巴西古当，不能通过新加坡的港口。他们接着宣布从1980年开始，马来西亚港口之间的国内货物运输必须由本国船只运载。尽管这些政策增加了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成本，他们仍一意孤行。柔佛州领袖让胡先翁相信，新加坡有意伤害柔佛州，阻碍柔佛州的经济发展。他们甚至说服胡先翁在1979年1月告诉报界，为了把巴西古当发展成为港口，他正在考虑让火车只开到柔佛州，不到新加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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