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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大选后

  1976年12月新加坡大选后发生的一件事,加深了两地的夙怨。内部安全局官员发现,人民阵线秘书长、反对党候选人梁文0贵拿了马来西亚政治部的钱,在同一个月的选举中诽谤我。我们要他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这一点。他的刑事诽谤罪名成立,被判入狱18个月。梁文贵告诉内部安全局官员,担任过文化、青年及体0育部长的巫统领袖西努,亲自要他设法破坏我的名声。

  尽管胡先翁受到柔佛州的巫统领袖影响,要他对新加坡抱着怀疑态度,我觉得他还是公道的。他要公平对待自己的国家和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头脑不如敦拉扎克敏锐,做事却谨慎细致,决定了的事不会三心两意。他对自己的言论也很谨慎。1981年,胡先翁飞到伦敦检查身体,医生诊断他的心脏有问题,不久他就辞去公职恢复当律师,1990年去世。

  我尊重他为人正直。身在以金钱政治为基础的巫统机器的顶层,他却刚直不阿,试图肃清贪污,特别是各个州府。1975年11月,他批准起诉雪兰茨州务大臣哈仑。哈仑罪名成立,判处4年监禁。可是由于遭到其他巫统州领袖的抗拒,胡先翁的肃清行动没法进一步推展。

  马哈蒂尔痛斥人民行动党1965他年5月,吉打州哥打士打南区议员马哈蒂尔医生在吉隆坡国会发言,警告我挑战马来人统治的种种后果。他痛斥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对马来人……在一些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华文写的……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有两类:一类同意应该让每个社群都同等富裕,这类华人数代以来都跟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共同生活和工作,马华公会的支持者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心胸偏狭,自私自大,李先生就是个好例子。这后一类是住在纯华族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层……他们对马来人统治一无所知,自然无法忍受长久以来受他们支配的人,现在处于统治他们的地位”。

  在巫统要求政府扣留我并焚烧我的肖像的时候,这番话显得格外不祥。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们当初所同意的,是一个为马来西亚人统治,而不是为马来人统治所制定的马来西亚宪法。这已不是一场普通的争论。他的意思是,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定位。

  马哈蒂尔的自传于1995年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他在自传中说,“父亲的血缘可追溯到印度的喀拉拉邦”。他的母亲是在吉打出生的马来人。然而他完全与马来人认同,坚决维护马来人的利益。

  当胡先翁委任他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时,我决定不计较过去深刻的分歧,为将来的合作向他伸出友谊之手。1978年,我通过德万·奈尔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德万·奈尔以前在马来西亚国会的时候跟他相当熟识。我预料马哈蒂尔会继承胡先翁成为首相,所以希望化解我们过去的敌对关系。我知道他是一个凶猛顽强的斗士,当年就见证过他怎么在东姑权势的巅峰期同东姑斗争。他被逐出巫统,可是并没有因此放弃。当我们还属于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介意同他起冲突,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争执却是截然两回事。所以我主动请他来对话,好消除过去的芥蒂。

  他接受邀请,过后又来了几次。我们举行长时间会谈,坦诚交换意见,消除彼此间的猜疑。

  马哈蒂尔单刀直入,问起新加坡是基于什么原因要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新加坡担心将来可能发生像切断新加坡水供那样恣意妄为的事情。每逢两国之间出现歧见时,便有人公开扬言要这么做。我们当初并不想分家,份家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同马来西亚签署的分家协议是我们同意分家的部分条件,这份协议如今已存放在联合国组织里头。根据协议,马来西亚政府保证供水给新加坡,对方如果违反胁议,我们会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一旦缺水情况紧迫,使我们陷入紧急状态,新加坡就只好进人马来西亚境内,在必要时强行进人,修复遭到破坏的水管和机器,以恢复水供。我把手中的牌全摊到桌面上。他不以为会出现这类鲁莽轻率的行动。我说我也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然而却不得不防患未然。

  马哈蒂尔对新加坡有强烈的反感,他直言不讳。他追述当年在新加坡念医科的时候,请一名华族的士司机载他到一位女性朋友的家,司机却把他送到这户人家的佣人宿舍去。他忘不了这次侮辱。他说,新加坡华人看不起马来人。

  他要我切断跟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尤其是民主行动党领袖的联系。他答应不干预新加坡马来人的事务。我说,我们会井水不犯河水,我并没跟民主行动党领袖保持接触。他清楚表明:他接受独立的新加坡,不想危害新加坡。我说,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只要新加坡还认为他们想陷害我们,就永远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一切可疑的行动里看到不良的动机。

  他跟几位马来西亚前首相不一样。东姑、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全出身于贵族或跟苏丹有联系的传统统治家族。马哈蒂尔跟我一样是平民出身。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政治人物。我相信自己让他看清楚了,我对跟他斗智毫无兴趣,要的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关系。我采取主动进行这次对话,并建立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这对谁都好。如果让过去的夙怨延续到未来,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好处。

  1981年12月,马哈蒂尔以首相身分访问新加坡。他已经把半岛马来西亚的时间调快了半小时,使东西马都属于同一个时区。我告诉他,为了大家方便,新加坡也会照做。马哈蒂尔心情大好。他说,他不得不教育马来西亚官员,促使他们不再反对新航开辟摈城航线。随后按城的酒店住满了人,两家航空公司都从合作中得益,载客量有利可图。他也要求部长和官员向新加坡学习。马来西亚从未有任何其他首相或部长,公开说过新加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马哈蒂尔可没有这重心理障碍。他跟所有前任首相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在两人单独会谈中,他说柔佛州人民妒忌新加坡,劝我在官员层次上跟他们来往,协助缓和这种炉忌心。我说,他的外交部不会同意这样的交往。他表示,会让官员们知道这是他的建议。这是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改变。马哈蒂尔就事论事地说,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作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华人城市感到不满,正如他们对马来西亚城市里的华人感到不满一样。吉隆坡高层何尝不了解问题所在。

  我强调希望建立起健全稳定的关系,使两国的问题不至于被夸大。他要的是公开坦诚的关系,既公正又平等。他已经下令取消不准出口建筑材料到新加坡的禁令。尽管未公开宣布,他已知会了柔佛州当局,这是联邦事务,他们不能过问。

  接着,我们同官员和部长一起进行讨论。在白礁主权问题上,新加坡百多年来拥有和管理这个小礁岛,还在岛上建立了霍士堡灯塔,马来西亚则声称白礁主权归他们所有。马哈蒂尔说,这是双方应当坐下来好好处理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互换文件,寻求解决方案。我同意他的看法。针对柔佛海峡,他要把水道分界线根据谷底线固定下来,而不是随着海峡水道的改变而改变。我也同意了。新加坡方面,我要求马来西亚归还他们所占据的一个军营,希望收购马来亚铁道局在丹戎巴葛火车站的部分土地,以便扩建高速公路。这些要求他都同意了。晚宴结束后,他称心如意地再三说道:“几乎所有双边问题都解决了。”我说:“就让我们维持这样的局面吧。”这第一次会谈感觉很好,双方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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