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6)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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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1990年后，我避免参与跟所有东盟国家政府包括马来西亚的官方交往，以免介人吴总理的工作范围。不幸的是，1997年1月，我在一场诽谤诉讼的宣誓书中，提到新山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枪击、抢劫和拦截车辆洗劫”的地方。后来答辩人潜逃到柔佛并公开发表这些话，立即引起马来西亚的抗议浪潮。　　马来西亚政府愤怒地要求我收回那一番话并致歉。我毫无保留地表示道歉。他们却不满意，要我从法庭文件中删除那段文字。我觉得没必要拒绝这么做。我确实出言不慎，越了界。在一份签了名的声明中，我重复毫无保留的道歉，并表明已指示律师“把冒犯字眼从记录中删除”。马来西亚内阁开会后宣布接受我的道歉。可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切断了所有的双边联系，实际上冻结了双边关系。马哈蒂尔也说新加坡一直要节外生枝。他以铁道地段纷争为例，指新加坡总是为难马来西亚。一连串的抗议和谴责持续了好几个月，就跟以往一样，他们在抗议高潮时又威胁切断我们的水供。　　自1992年起，我们的海关与移民厅就一再跟马来亚铁道公司和马来西亚移民厅协商，讨论怎么调整铁道路线，以配合我们在兀兰设置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的事宜。马哈蒂尔首相在1992年4月写给吴总理的信上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我们觉得两国的检查站都设在兀兰，对双方都更加便利。”然而到了1997年，马来西亚却来信说他们要继续留在丹戎巴葛。　　马来西亚政府在1997年6月正式致函表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全留在丹戎巴葛。新加坡在1997年7月回复说，马来西亚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不能留在丹戎巴葛，因为这将对两国构成运作上的严重问题：这么一来，乘客会在未离开新加坡国境之前，就先通过他们的检查站进人马来西亚。更甚的是，马来西亚官员等于是在没有新加坡官员在场授权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境内工作，他们其实并没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在1998年7月最后一刻的谈判中，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第一次声称，马来西亚拥有在丹戎巴葛执行海关、移民和检疫工作的法律权利。我们要他们在三个月内出示法律文件作为论据。期限到来时，他们要求展延一个半月到1998年12月。　　马哈蒂尔首相在纳米比亚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使事件更为棘手。当马来西亚媒体向他展示较早的报道，显示他的官员已写信和提交文件给我们的官员，同意将马来西亚的检查站搬迁到兀兰时，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只是由两个官员签署的国际协议书（指协议要点）是不够分量的。这样的协定必须得到政府首长的同意，并获得内阁和国会的认可。”（根据马来西亚报章1998年7月28日的报道）他对法律的观点很不寻常。马哈蒂尔还补充说，马来西亚不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搬到兀兰，“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坚持这个立场”。纠纷公开后，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在1998年7月国会复会时发表声明，详细叙述两国政府的交锋过程。　　老一辈的巫统领袖不会忘记1965年年中，他们对我发动的那一场极尽辱骂恐吓的炮轰行动。当时，他们因为我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焚烧我的肖像，恫言要逮捕我。那个时候警察和军队都在他们的掌控中。但是我不曾屈服。后来，他们决定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如今，这一连串的炮火自然已不再是为了教训我了。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的年轻同僚都知道这些争论的矛头针对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犹豫不决，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动摇。　　当议员在国会提出询问时，吴总理和外长贾古玛阐明了有关铁道地段的事实，包括我和达因之间的协议以及之后的往来信件的内容。吴总理透露他已告诉马哈蒂尔，协议要点是份正式文件，他不能修改其中的条款。然而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包括长期水供，他可以修改协议要点。在接下来的热烈辩论中，年轻一代的议员纷纷挺身发言阐明立场。社区领袖也清楚表明，对马来西亚这种交友和左右邻居的做法，他们都不以为然。　　在交锋期间，我在1998年9月16日，我75岁生日那天为《李光耀回忆录》上册主持了首发仪式。仪式举行前两个星期的星期日，新加坡报章开始刊载我叙述导致新马分家事件的摘要，这又触怒了马来西亚的领袖。这些领袖和当地媒体猛烈地展开一连串的批评和攻击，说我对他们的经济困境“不敏感”，选择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版回忆录。我也伤害了在60年代叱咤政坛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后代，尤其是其中两位，敦拉扎克的儿子——教育部长纳吉，以及赛加化阿巴的儿子——国防部长赛哈密。他们否认我叙述的事件属实。我在一个记者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列举的事实都经过查证，所用的字句都经过斟酌，我以我的名义保证所写的全是事实。　　两天后，9月18日，他们的国防部长赛哈密禁止新加坡空军战机飞过他们的领空，禁令即时生效。马来西亚也决定为难从新加坡空军基地起飞的新加坡军机，使它们更难飞抵南中国海的训练区。自1965年8月9日分家以来，新马关系反反复复，从没出现根本上的变化。马来西亚要我们分家，只因为我们主张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的却是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一个人人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在1965年无法让巫统领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样一个社会。那一年5月，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概念。　　马哈蒂尔的反应很强烈，认为这种想法威胁到他们（马来人）的种族意识，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本来就被称为“马来人的土地”。两个月后（1999年7月30日《海峡时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要是马来西亚被迫实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贤制度，政府为缩小各种族间贫富差距而推行的进程，就得无疾而终。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在经商和教育方面为马来人提供援助，如今，很多马来人都担任要职，当上教授或大学校长。他说：“如果废除新经济政策，我敢肯定，马来人和土著会成为劳工，无法像现在那样，身居高职……许多土著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将无法考上大学，没机会成为教授和讲师。”此外，对于马来族学生总爱选修马来文和宗教学科，避开数理课程，马哈蒂尔也表示遗憾。　　马哈蒂尔决意要调整各族之间的经济均衡状况。然而受金融危机袭击时，许多马来族企业家却身受重创，因为他们都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蓬勃时期过度借贷，“只有马哈蒂尔有勇气告诉他的马来公民（1999年8月6日《海峡时报》）：“过去，国家浪费了很多资源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训，却没考虑到获得机会的人的能力，或让他们吸取足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付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钱不成正比……我们过去推行的两个政策——国家经济理事会的政策和新发展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们一把。现在，我们要培育的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1999年10月，马哈蒂尔呼吁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协助那些在金融风暴过后身负巨债的土著公司，重建他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土著商人因为对这一行不熟悉，需要承担巨额贷款，所以损失惨重，迫使其中一些人在绝望之际把公司卖了给华商……（1999年10月13日《星报》）我们不仅要帮助这些商家，也要培养一批新的土著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阿请中华工商联合会给予合作。”（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会长林源德回应道：“我认为这是公平的，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公民，强者应该帮助较弱者。”（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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