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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不久后，据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报告，马来西亚部长、国会议员和公务员对新加坡的态度明显地改善了。他们态度更开放，更愿意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赞扬樟宜机场，希望梳邦机场会有樟宜机场一半那么好。他们到新加坡访问的次数也增加了，为的是考察新加坡的生产力、城市规划和其他事务。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到吉隆坡拜会马哈蒂尔。跟他单独举行的两小时会议中，双方从单纯解决双边问题进一步磋商哈作的新领域。针对五国联防和空防系统一体化，马哈蒂尔说，这能抗衡在越南的苏联基地。我告诉他，新加坡将购买四架美国EZC鹰眼空中警报机，以预先获得空袭新加坡的警报。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向各自的部长和官员简要说明所达成的协议，包括马来西亚重申会遵守1962年水供协议，每天供应2.5亿加仑的水给新加坡。这次会议肯定比上一次融洽。马哈蒂尔对新加坡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我在记者会上说，双方意见一致，想法一样。关系好转的情况扩大到武装部队，两国军官也开始建立友好的个人联系。在这之前，两国军队几乎完全没有接触。

　　可惜缓和期没能持久。对新加坡的反感和忌妒情绪不减，往往诱使马来领袖通过抨击新加坡哗众取宠，争取马来基层的好感。更糟的是，马来西亚政府重施故技，再次采取行动损害新加坡的利益。1984年1月，他们规定，所有离开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的载货车辆，一律必须缴付100林吉特的关税。

　　两个月后，我在新加坡问马来西亚副首相慕沙希淡，为何他们要采取行动，力阻日本和美国跨国公司把工厂从新加坡迁移到马来西亚。这些跨国公司已在柔佛州设立电子装配厂，好把产品送来新加坡进行比较精细的加工。100林吉特的关税是个信号，说明马来西亚并不鼓励它们迁厂。慕沙回答说，这其实是一种学习过程。他相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个增加税收的好方法，不过他们终会发现这个做法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慕沙无力左右马哈蒂尔的政策。后来，他们非但不取消这条关税，还为了阻止人们使用新加坡港口而把收费提高到200林吉特。

　　同年10月，马来西亚降低好些食品的进口税，这些食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凡是从原产国直接输人马来西亚的，就可以享有这项优惠。我们通知他们的财政部长达因，这个行动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例，新加坡必须向关贸协定反映。他过后修改了政策，豁免通过海运和空运人口货品的进口税，对于通过陆路，比如从长堤进人的货品，则照抽不误。这个措施显然把矛头指向新加坡。

　　1986年，新加坡外交部宣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应新加坡总统的邀请，将在门月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马来西亚立即传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人群拥到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外头、各州府，甚至拥到新柔长堤举行集会示威抗议。马来西亚正式提出抗议。马哈蒂尔的亲信达因财长告诉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邀请以色列总统访新对马来西亚和穆斯林而言是种莫大的侮辱。他说，尽管马哈蒂尔在国会中表明不干涉他国内政，他私下却非常不高兴。

　　我要我们的最高专员向他们解释，有关访问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取消的话必会使新加坡受损。马哈蒂尔在赫尔佐克总统访阳期间再次召回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么好，不过，尚算不上紧张。

　　每当马来西亚在任何事情上执意一意孤行，即使有关事务0完全属于我们国内的权利范围，新马关系就出现紧张。他们要的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小弟弟总得向老大哥做出让步。如果事情并非至关重要，我们愿意让“老大哥”高兴高兴。然而，若是牵涉到“小弟弟”须捍卫的合法权利，就如下面要谈的课题——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我们就无法妥协。

　　1987年2月，当时担任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的显龙在一个选区集会上，回答了一个有关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会议员面对马来同胞的质问，为什么武装部队中如空军或装甲部队等敏感要职，总不见马来族国民服役人员的踪影。内阁决定将内情公开。显龙说，万一发生冲突，新加坡武装部队不想让任何军人因为对国家的忠诚也许同感情和宗教情结相排斥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不希望任响军人觉得自己不是为正义而战，更糟的是，觉得自己不站在正义的一方。假以时日，当我们的国家认同感逐渐成熟，这个问题就相对地不那么严重了。马来西亚媒体认为这种说法暗示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敌人，接着便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加以抨击。

　　马来西亚外长莱士雅了就显龙的演说跟新加坡外长交涉。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马来西亚原本就是间“玻璃房子”，因为在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和民事服务高层，华人只占很少数。他指出马华公会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也同意这个做法，因为马来西亚政策的基础就是由马来人支配。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批评不了新加坡。然而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却使巫统领袖面对国内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新加坡做出反应，因为马来青的马来西亚人很难不跟马来裔的新加坡人站在一起。但是，新加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策提出批评。

　　不久后，在1987年10月，我在温哥华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遇见马哈蒂尔。他说，他打算跟我合作进行的一切事项都出了问题，从赫尔佐克访新时开始，接着出现了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问题。然后是1987年4月，两艘载着4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的突击艇，误入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水域，闯进新加坡对岸一条称为马来河的小河，徘徊了20分钟。马来西亚提出了口头抗议，怀疑他们在刺探军情。我为他们所犯的错误道歉，但同时也指出这组人身穿制服，不可能在执行谍报任务。

　　马哈蒂尔说，由于气氛变得不利，他不能到新加坡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培训几个马来飞行员，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显示我们绝对信任新加坡的马来人，而且并未把马来西亚视为敌人。他说，哪个政府不曾言不由衷呢？马来西亚不就经常公开否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歧视华人吗？他认为新加坡也应该公开否认在武装部队里对马来人有另一套政策。为了使新马关系良好，他劝我说，新加坡在处理事情时，应该避免使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马来人的情况感到不满。无论如何，这次会谈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双方的融洽关系。马哈蒂尔希望把吉打海岸外的浮罗交信岛发展成为旅游胜地，也为此向我求助，要求新航载送搭客飞人浮罗交怕。新航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出一个三天旅游配套，却并不成功。我告诉他，浮罗交信没有基础设施，根本无法同摈城或者附近的泰国普吉岛竞争。他要求我跟达因详加讨论这些问题。

　　达因是马哈蒂尔的亲信，也是他在故乡吉打州的多年老友。达因头脑灵活，善于处理数字，办事果断，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是个成功的商人。担任财长期间，他倡导了多项政策，使马来西亚经济从国营企业转型到以利润挂帅的私人企业。没有达因的积极推动，马来西亚转向自由市场政策的过程恐怕不会那么广泛而成功。达因是个精明的谈判者，而且遵守协议。

　　替接班人清除障碍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之前，我设法替接班人清除障碍。过去，贩毒分子从新山乘火车到新加坡，沿途把毒品扔出窗外抛给在指定地点等候的同谋。因此，我在1989年就告诉过马哈蒂尔，我们准备把关税和移民办事处从南部的丹戎巴葛火车站迁移到兀兰长堤新加坡这一头，在入境处检查乘客。我可以预见到这个行动一完成，乘客必会在兀兰下车，乘坐新加坡的地铁、巴士或的士进入市区。马来西亚人心里一定不会高兴，因为根据法律，铁路经过的土地不再使用的话，就必须交还给新加坡。因此我向马哈蒂尔建议，联合重新发展有关的土地。马哈蒂尔授权达国跟我谈条件。几个月后，双方终于同意，丹戎巴葛、克兰芝和兀兰的三大块主要地段将联合发展，马来西亚占60％，新加坡40％。协议要点在1990年11月27日签署，就在我卸任前的一天。可惜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显示，我无法做到在解决所有问题之后，才把总理职位移交给吴作栋。

　　签署协议三年后，达因写信给我，说马哈蒂尔认为有关协议不公平，因为它并未把武吉知马一块铁道局地段包括在双方共同发展的计划内。我答复说，协议是公平的，我给了马来西亚三块地段的60％而不是50％份额。那是我跟他之间谈妥的协议，难以要求吴总理重新谈判。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期间和之后，马来西亚一再采取步骤，限制新加坡进人马来西亚市场。他们规定征税与通过制定法律，减少或禁止马来西亚人使用新加坡的港口、机场和其他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他们指示本国银行和其他借款人避免向在新加坡的外国银行借钱，而是利用在吉隆坡或纳闽（他们在沙巴州岸外一个小岛上建立的避税场所）设有分行的外国银行。他们这么做，反而促使新加坡加强了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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