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8)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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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16、同印尼化敌为友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1957年印尼分离主义分子搞叛乱，西方军火商随即前来新加坡，向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叛乱分子兜售武器。印尼总领事亚蒂库索莫中将在1958年同我会面，当时我是在野党领袖。对方是一位聪明有礼又活跃的爪哇贵族，总是衣冠楚楚的。我向他保证，要是我们当政，一定把这些军火商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大选后，我遵守诺言。亚蒂库索莫于是建议我正式访问雅加达，以巩固新、印关系。我同意了。　　1960年8月，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被带到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加诺总统。这里一度是荷兰总督府。苏加诺一身笔挺的米色军服，胸襟上缀满勋章，手持一根陆军元帅节杖或者说是轻便的手杖。那是雅加达的一个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早晨，但是总统府里既不放风扇，也不装冷气机，因为苏加诺不喜欢这些东西。我看到汗水渗过苏加诺的衬衫湿透了他的上装。我和一起到访的同僚们都穿着西装，同样汗流浃背。　　苏加诺极具领袖魅力，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号召民众的本事叫人五体投地。1959年2月的某一天，我从新加坡驾车到福隆港，全程7个小时。我在上午8点30分扭开收音机，听他向爪哇中部数十万名印尼人发表演讲，其间因为车子在行驶，收音效果时好时坏，因而有大段时间听不到他的讲话。3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由于这个缘故，我一直渴望亲身和这位伟大的人物见面。西方民主不适合印尼约有2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苏加诺在讲话，他用的是类似马来语的印尼语。他问：“你们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万。”他有一亿人口。“你们有多少车子？”我说：“大约1万。”单单雅加达就有5万辆车子。我感到费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论面积，他所领导的国家在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接着，他把他的那一套“受指导的民主”政治体制搬出来，详细加以阐述。他说印尼人什么都要革新，包括经济和文化。　　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他们“不是很适合”。他早在无数次演讲中提过这一点，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荷兰人没有留下多少训练有素的印尼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能带动国家向前迈进的机构也寥寥无几。日本占领印尼三年半，也把印尼仅剩的治国机制都摧毁了。接着是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和荷兰人之间的战斗，从1945年至1949年断断续续地发生，旧到荷兰最终同意让印尼独立为止。这个过程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印尼的经济与基础设施。苏加诺执政时期，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外国公司都成了国有企业，以致外贸与投资萎缩，这个土地广袤的共和国因此陷入困境。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　　当天下午回到酒店，旧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当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李炯才，帮我买几本印尼语——英语和英语——印尼语词典，每本售价不到2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访问团成员把多家书店的词典几乎扫购一空，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队把我们从雅加达载送到昔日的荷兰总督避暑胜地茂物，一路上由电单车开路，接着续程到万隆。从万隆，我们乘总统的双螺旋桨私人专机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专机是苏联政府赠送的礼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机还大。机舱通道上方的时钟早已停在那里，动摇了我对苏联科技和印尼保养工作的信心。连总统专机上的时钟都能发生这种事，引擎零件又会是如何呢？　　在离开前，我和未安达总理就贸易与文化事项发表了联合声明。从他在雅加达机场迎接我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们俩进行过几次会谈。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于，受过高深教育，脚踏实地，但对国家面对的难题却感到无能为力。每次会谈都同他谈了很久，有时是用印尼语。有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指出，印尼很幸运，有极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他哀伤地看着我说：“真主是保佑我们的，但我们却跟自己作对。”我觉得像他这么坦白又有诚意的人，跟他交往应该不成问题。离开印尼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会讲马来语，对他来说比较像个印尼“土生华人”，而不是移民当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当地社会，满口华族语言的华侨。　　然而随着经济每况愈下，苏加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冒险行动。为了维持他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他委任头脑精明但有机会主义思想的苏班德里约博士为外交部长。1963年，苏班德里约经常趁过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会晤。马来西亚即将诞生之际，他开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并排坐在政府大厦办公室的沙发上，轻拍我的膝盖，然后把手伸向窗口挥了挥说：“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楼大厦，全是用印尼的钱盖的——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纠正这个问题。”所谓“走私”，苏班德里约是指印尼商人从新加坡出口货物，从而逃税和避开外汇条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对于他立志要接管新加坡，我不敢掉以轻心。　　1965年我们独立时，正处于印尼跟新马“对抗”的时期。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以立即承认新加坡为饵，开出会使新加坡冒犯和触怒马来西亚的交换条件，企图利用新马之间的矛盾，兴风作浪。数周后爆发了9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局势就此出现转机。苏哈托在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里都有效忠于他的将领，在这些司令率领的部队支持下，他向占据总统府和一座无线电与通讯中心的叛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乖乖弃械投降。这股武装力量所显示的威力，把叛军都吓跑了，政变就这样结束。苏加诺言活权力被剥夺当时我们并未觉察，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数名印尼高级将领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害，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苏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这出戏，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戏一样。这是一种把木偶的轮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的表演。这出幕后戏编排得那么谨慎周详，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犹如抽丝剥茧，以致我们好一阵子都看不出苏加诺的权力已经逐渐转移到苏哈托身上。这样过了半年多，苏哈托没有立即把总统轰下台，而是以总统的名义行事来维持门面，暗地里却逐步把大权揽到自己手里，清除苏加诺身边的亲信，削弱他的地位。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看不出政策有什么转变。1966年3月，苏加诺签下一纸总统政令，授权苏哈托将军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到这个时候还不敢肯定苏加诺已经出局，他那股足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2月，苏哈托才由人民协商会议正式推选为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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