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9)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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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1966年6月，苏哈托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足以同时结束印尼跟新马之间的对抗状态，双边关系则还要一段时日才恢复正常。印尼随即在We年6月和7月间，派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然而这个动作主要在于宣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8月间我们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回访。直至有了所谓的“1.5亿元和解”，新印两国才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们答应初步提供这笔私人商业信贷给印尼贸易商，并允许印尼国营银行“印尼银行”重新在新加坡开业。我们同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双边贸易，对方则重新开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只使用。印尼也答应在修订国内法律后，允许新加坡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承诺迟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实。（那些在印尼成功开业的新加坡银行却倒霉了。进入1997年，还不到6年时间，它们就被印尼金融危机拖累，贷款能否收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迷宫般的政体基本的障碍使新、印关系不容易恢复：政治、安全和经济课题上的误解，还有领海分界、海上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称为“走私”的活动，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却完全合法，我们不可能当他们的海关人员。我们无法完全认清他们，结果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迷宫般的政体。有好几年时间，新、印外交关系的进展非常缓慢，丝毫谈不上融洽。印尼老爱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　　1968年3月，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侨民发表演讲时透露，他已向我做出保证，1971年英国撤军后，印尼会随时准备保护新加坡不受共产党入侵害。他说：“我们将保护他们（东盟区域的2亿人口），即使来袭者是成吉思汗。”马利克在结束访问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用字就比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现有联系。” 　　数月后，在1968年10月中旬，我们吊死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队员，新、印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人于1964年在乌节路汇丰银行分行门前引爆炸弹，导致3人丧命，因而被判处死刑。印尼的反应比我们所预料的激烈。400名身穿制服的学生，闯入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和大使官邸，掠夺洗劫一番。使馆外面站岗的印尼军队偏在这个时候自动消失，不知去向。外长马利克吁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声言不想向新加坡进行报复！要求全面抵制船运和贸易活动，重新检讨双边关系的呼声此起彼落。对新加坡的电信服务也中断了5分钟。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　　可是到了10月底，事态发展似乎渐趋平息。马利克公开警告，切断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对印尼有害无益。他针对印尼海港设施条件恶劣的情况说：“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接着又表示不希望这场争执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的和谐，担心印尼的国际形象会受到打击。此后，印尼局部解除了航运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销。11月底，印尼国会一个3人代表团奉命到新加坡访问，务必使两国“冰释前嫌，既往不咎”。　　两国关系解冻得非常缓慢。1970年7月，我们委派李炯才出任驻雅加达大使。朋友之间称他为KC的李炯才，语言能力很强，印尼话说得很流利，对印尼文化艺术也有浓厚兴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与苏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级将领打交道。他们都想多了解新加坡，并发现李炯才是个友善而交游广阔的中介人。慢慢地，他和这些将领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同年9月，我跟苏哈托在卢萨卡不结盟高峰会议上初次碰面。过后我到他下榻的别墅拜访，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先说些轻松打趣的话，然后讨论就柬埔寨局势和越南问题所该采取的立场。他征求我对美国介人越南事务的看法，耐心聆听我的分析。我说，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作为开端，这半小时的短暂会晤还算不错。　　1971年4月，苏位诺。胡马丹尼少将来新加坡同我会面，这可是一大进展。他相信超自然现象，是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才做出决定。我和胡马丹尼用印尼语交谈了一个小时，虽未涉及什么重要课题，但是替将军做笔记的助手告诉李炯才，将军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我为人“强悍、势利又傲慢”，结果发现我其实是个“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月，就在胡马丹尼访新一年后，印尼国家安全局局长苏米特罗中将，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静悄悄地前来进行私下访问，印尼驻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不希望印尼外交部获悉自己为总统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苏米特罗开门见山地用英语和我交谈，表明苏哈托希望确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而且要听我亲口说出来。　　他阐明印尼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认为其控制权应该归沿岸国家所有。我说，几个世纪来它都属于国际水域，也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愿意跟随印尼和马来西亚，实施国际组织所建议的安全措施。但是任何企图掌管海峡或实施通行费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同苏联、日本或其他海运大国产生摩擦，这样的情况，新加坡绝不愿卷人。苏米特罗回答说，印尼将采取措施维护对马六甲海峡的主权，苏联如果来硬的，印尼将毫不犹豫地以正面对抗。想必是因为我流露了无法被说服的表情，他再以认真的语气补充说，苏联人大可尝试强占印尼，但他们绝不可能得逞。　　一个月后，苏哈托派遣印尼内阁最资深的部长，也是负责国防与治安事务的将领庞加贝安将军来见我。他是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举止跟苏哈托总统那种沉默低调的中爪哇人的特色截然不同。他认为印尼浪费了许多本该用来致力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武装部队的建设如今必须排在国家经济发展之后。他希望经济上发展较先进的新加坡，可以辅助印尼的需要。我向他保证，印尼的经济发展符合新加坡的既得利益。印尼在1972年10月邀请吴庆瑞前去访问，因为他们知道吴庆瑞是我最亲近的同僚。　　据吴庆瑞观察，我和印尼军方3名最高将领会晤后，印尼不再像过去那样疑心重重，加之新加坡情报首长SR纳丹同印尼国家谍报机构主任苏图波。尤沃诺中将经常接触，印尼发现，对重大课题的看法，新加坡跟他们一致。一切准备就绪，为我在1973年5月到印尼访问铺平了道路。整个过程经过精心筹划。李炯才引述3名印尼将领的话指出，“真挚的友谊还得逾越一道严重的心理障碍”。要和苏哈托总统建立真挚的交情，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非得通过某种外交姿态，解决“爪哇人对灵魂，对清白良心的信仰”这个症结，从而圆满地画上休止符不可。他们建议我到嘉里巴达印尼国家英雄墓地出席官方安排的献花圈仪式时，向1965年在政变中遭杀害的将军致悼后，也到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墓前撒花瓣。李炯才视这个举动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因为印尼的将领们非常重视这样一种表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新印关系掀新页我在5月25日一早抵达，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全体仪仗队列队迎接，接受检阅，礼炮鸣放19响，标志着新印关系就此掀开全新的一页。印尼一家报章这么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竞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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