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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究竟做错了什么?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90年代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新投人的资金都被转移到价值无法确定的项目上。在市场一片大好声中,人人却忽略了这些经济体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弱点和缺陷。

  如果这些国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宽资金流动管制,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么一来,各国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设立一个制度,监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动,确保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资金投放到股票和房地产、办公楼和共管公寓上,而这些股票和房地产又被人们用来抵押取得贷款,使得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借贷人其实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监管松散,却把这种现象视为新兴市场惯有的经商方式而不当一回事。有些甚至认为,跟有政治联系的伙伴做生意,等于是有政府为贷款做不言明的担保,所以就跟着玩这场游戏。

  七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却不曾尝试让发展中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了解现今金融市场环球化所隐藏的危机,单靠轻触电脑上的一个键钮,大笔款项就能即刻流人或流出。任何开放措施应该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精细程度格外谨慎地推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国家应该装置断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应付资金突然流人或流出。

  尽管各国的经济情况不一,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却影响了整个区域。东亚奇迹由典型的市场狂热开始,资金如泉水般涌进东亚,最终却演变成典型的市场恐慌,投资者惊惶失措地把资金全数撤出。

  1997年1月,韩国大财团韩宝宣告破产,总统金泳三的儿子也牵连在这起重大的贿赂丑闻中。其他好几家银行和“财团”相信也面对类似困境,导致韩元币值下滑。韩国中央银行先是捍卫他们的货币汇率,直到11月储备金用尽,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全东亚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难逃被这场金融风暴席卷的厄运。

  港元自1983年起就跟美元挂钩。危机使人们对港元的信心大跌,香港不得不把利率提高到比美元利率为高的水平,才能吸引投资者继续持有港元。高利率却沉重地打击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币值比周围邻国都高,香港竞争力大失,旅游业大受影响,酒店客房无人问津。但是,香港在这场危机中坚持捍卫同美元挂钩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特区刚回归中国主权之际,这有助于稳住市场信心。只是后来危机继续拖下去,导致问题日益尖锐。

  东亚的经济危机跟拉丁美洲的不同之处,凸显了两种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东亚国家的政府并没像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那样超支。并非所有国家都肆意推展过于奢侈、庞大的项目,或暗中抽取贷款资金,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这些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享有好几十年稳定的高增长。反倒是它们的私人公司,因为轻率地在房地产和过剩工业厂房方面进行长期投资,以致过去几年短期借贷过高。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师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陌脆弱,监管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西方评论员大肆抨击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并以之证明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何其薄弱。

  这些领袖显然觉察不到金融市场环球化所牵连的许多问题。现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东亚各国的首都都有代表。它们之间能随时互通声息。工业国的资金流入,一方面带来高增长,却也同时带来资金突然外流的风险。每个首都城市,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汉城,都住着上百名国际银行家,以及同当地社群有密切联系的当地工作人员。一国政府每一次犯错,他们都会即时分析情况,向全球客户汇报详情。然而苏哈托的做法却像是还生活在年代似的,以为金融市场全都分开运作,没什么联系,市场反应缓慢。

  亚洲奇迹难道真是座海市蜃楼吗?多年以前,在本区域的公司还没有向国际银行贷款时,这些国家都享有高增长率、低通胀率,都有审慎的预算。这些当时还很落后的农业社会,维持了社会稳定,成功累积储蓄,吸引发达国家前来投资。人民克勤克俭,储蓄率高达30%至40%。它们投资于基础设施,专注于教育和培训,商人都具有创业的精神和勇气,政府务实而且支持商业发展。它们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到了1999年,在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复苏似乎在望。高储蓄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为经济提早回弹创造了条件。海外基金管理人员重拾信心,纷纷重回股市,推高汇率。这很可能反而促使某些国家延缓银行和企业重组,将来再要碰上一次经济衰退,恐怕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货币、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对东南亚领袖来说有如患上战斗疲劳症般使他们心力交瘁,各国要恢复元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却终究会有复原的一天。在这个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在同中、日、美等大国谈判时,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加强谈判的分量,这就有助于使东南亚各国在东盟的旗帜下更紧密地站在一起。欧美领袖自然会继续对东盟表示同情和愿意帮助,只是他们过去对本区域领袖办事能力的尊重,恐怕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

  东南亚领袖将从这次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建设更稳固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健全的管理和有效监督。投资者必定去而复还,因为推动高增长的因素还会持续十几二十年。朋党主义和贪污的陋习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管制来抑制越轨行为。只要牢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我们将不会面临另一场灾难。今后十年内,原有的五个东盟国家会相继恢复增长,新领袖将在一个更结实的基础上冒起,逐渐树立威望。

  这次危机还有个更深刻的教训。在一个环球化的经济体系里,运作规则由欧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制定,像阳本和韩国那样不管市场力量滥用资本,根本是浪费资源。为了支持大财团扩展业务以在海外市场争一杯羹,日韩政府不惜从人民的储蓄中尽量汲取资本,指示银行把储蓄转移给某些特定的大财团,供它们为指定的货品争取市场的份额。这就造成某些工业失去竞争力。日韩还紧跟在发达国家后头的时候,要看准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工业并不困难。如今日韩既已赶上西方的步伐,想从中选出胜利者,就没那么容易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将须针对市场所发出的信号重新分配资源。如果以为日本人和韩国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天生的斗志,那就看错了。日韩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们终究会重组各自的经济体系,学习根据利润原则和资本回报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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