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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威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接一个，每个非洲领袖都想证明自己比邻居更有非洲精神，内容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未免重复。从亚洲到塞浦路斯到加勒比海诸岛，谴责的言辞大同小异。然后，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话了——没有预备，即席发挥，历时大约40分钟的演讲精湛之至，在我所出席的共和联邦会议上，甚少有演讲能达到那种水准。”

　　出席拉各斯会议让我和威尔逊的友谊得到巩固。我助了非洲人民一臂之力，又无损于英国。威尔逊在会议室外向我道贺时说，希望看到我出席其他共和联邦会议。他需要一个人来对付那些性格刁钻，讲话又冗长又尖刻的领袖。两天后，会议在委任了两个委员会后休会。两个委员会将负责检讨制裁效用，以及研究赞比亚需要共和联邦给予什么样的特别帮助。

　　我们启程到下一站加纳首都阿克拉时，机场沿途的保安更加森严。自四天前抵达此地以来，拉各斯的紧张气氛已进一步升温。抵达阿克拉三天后，东道主告诉我们，拉各斯发生了血腥政变。阿布巴卡尔总理遭暗杀，费斯图斯酋长也难逃劫数。带头发动兵变的是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的一名陆军少校。尼日利亚东部当时正在勘探石油。许多来自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在政变中丧命。发动兵变的少校说，他“要铲除腐败和贪污的部长和政党”。阿吉伊。伊龙西少将在这次政变中当权，但是在这之后还发生了另外多起政变。

　　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听到消息后没有雀跃欢呼。他自己在两年前也几乎丧命，那是我在1964年1月访问他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到1966年，有“奥萨盖福”（“救星”之意）之称的恩克鲁玛元气已经完全恢复，他设晚宴招待我，出席者有他的一些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做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的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依赖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抵达阿克拉后，上机来迎接我的是总统事务部长克罗博。埃杜塞。他是个臭名远扬的贪官，曾经给自己购置一个黄金打造的床架而让国际报章大事报道。恩克鲁玛把他的职务局限于政府款待事务，借以平息丑闻。我抵达阿克拉的第二晚，他带我到当地一家夜总会，并骄傲地表示自己是老板，所有到过这里的贵宾都尽兴而归。

　　我们乘车到上沃尔特水库，用了大约3个小时，车队一路上由一辆安装了扬声器的车子带头。扬声器播出带有非洲强劲节拍的歌曲：以英文演唱的歌词一再重复“工作真美妙”。走路摇摇晃晃在学步的孩童总会从路旁的小屋子里冒出来，他们一面自然地随着节奏摇摆，一面朝马路边走来向我们招手。他们如此轻巧柔软，令我赞叹不已。

　　加纳政府有一艘完全从迈阿密组装进口的漂亮游艇，我是第二个在游艇上受到招待的客人。他们告诉我，游艇由铁路运到湖畔下水。在艇上陪同我们的有克罗博和加纳外交部长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后者受过高深教育，谈吐文雅。我们畅游湖上，在甲板上享用着鸡尾酒和开胃小点。这时，拉贾拉南问克罗博他那一身漂亮的非洲狩猎装是谁缝制的。克罗博回答：“我在库马西的裁缝店为我缝制的。找一天你非得去看看，我替你做一套跟我一模一样的套装。”

　　然后，他谈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他原来是一个每周赚取30先令（4美元）的邮政书记，现在，他有两个儿子在瑞士日内瓦留学。他说，男儿要有鸿图大志。奎森。萨基是个有内涵的人，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他看起来很不开心，很不自在。他很努力地尝试把话题从克罗博身上引开去，但克罗博并不准备罢休。他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把我们逗得合不拢嘴。我在想，这两个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当时是非洲最明亮的曙光，两个最早争取到独立的国家——加纳在1957年，尼日利亚紧跟着。

　　一个月后，2月24日，正当恩克鲁玛在中国北京受到Z响礼炮迎接之际，阿克拉发生军人政变。军人领袖逮捕恩克鲁玛的政府要员，与此同时，人们在街上欣然起舞。奎森。萨基和克罗博当时和恩克鲁玛一起在北京。他们回到阿克拉后受到保护性拘留。我为加纳人民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尽管他们有收获甚丰的可可园和金矿，还有能够发出巨大能量的上沃尔特水库，加纳经济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至今仍恢复不了早在1957年独立时所呈现的那一片光明景象。

　　入眼的新闻报道挑起我的愁绪。我再也没去过加纳。20年后，进入80年代，奎森。萨基在新加坡看到我。在无数政变中，他有一次被捕，后来获释。他想以信贷方式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向新加坡购买棕油。他们保证在大选结束后付款。我说，那是私人交易，他必须以私人身分取得协议。他利用自己和非洲邻国领袖伯联系谋生。他说，加纳的局势乱七八糟。我问起那个精明的年轻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奎森。萨基告诉我，他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一所修道院。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且崎岖的。

　　§对于非洲前景不乐观

　　我对非洲的前景不感乐观。1957年独立后，不到十年光景，尼日利亚已发生过政变，加纳则政变失败。我觉得他们对部落的忠诚比他们的国民认同感更强烈。特别是尼日利亚，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同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英国人把权力交给了穆斯林，尤其是军队和警队的权力。加纳没有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问题没那么尖锐，但部落分歧仍然很明显。加纳不像印度，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多年的训练和指导，学习现代政府的施政方法和纪律。

　　下一次开会在伦敦，日期是1966年9月。我在会上认识了许多没有参加拉各斯特别会议的总理。在伦敦的两个星期，我巩固了新加坡在英国民众当中的地位，以及维持我同威尔逊及其主要部长之间本来就不错的关系，同时也和保守党领袖保持联系。

　　罗得西亚再度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课题（每次会议都不例外，直到1979年在卢萨卡会议上得到解决为止）。非洲领袖们对罗得西亚的非洲同胞感情很深，与此同时也希望在自己人民当中建立起非洲人的威信。何况，把焦点集中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上，能使他们的人民暂时忘却自己国内急如燃眉的经济和社会难题。到那时为止，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是白人领袖里思想最开明的一个，对非洲人民的奋斗事业和不幸人士皆有恻隐之心。

　　我谈到东南亚的问题。我说越南的问题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深知哪一方屈服就会丧失整个地区。我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到南越去，并不是纯粹为了捍卫民主和越南的自由：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这时表现得不太自在，但是很快就恢复常态。我补充说，他们的利益包含了我的生存，霍尔特便接受了我的论点。我采取独立的立场，这样才能建立我自己的信誉，不被别人当成是英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傀儡。新加坡当时还在英澳新军的保卫下。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尽管非洲领袖一般反对美国的干预行动，但是我的遣词造句使大家都容易接受我。

　　威尔逊曾提议在伦敦和一个共和联邦成员国轮流举办两年一届的会议。他极力主张下一届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其他领袖都赞成，我也乐意充当会议的东道主。有机会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对我们的国家有益。以两年的时间筹备，我们可借助这场盛会赢得世人对新加坡的认可——承认新加坡是第三世界里的一个绿洲，它的办事效率高，而且行事理智。

　　我们的共和联邦客人在1971年1月抵达苍翠整洁的新加坡，得到友善、热情、高效率和彬彬有礼的服务。酒店、商店、的士、餐馆等等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一切显得有条不紊。被拘留的亲共政治人士的家属，在会议地点职工总会大会堂外面举行反政府示威。警方以低调方式把他们驱散，英国报界却隐约传来不赞许的批评声音。他们认为应该让示威活动继续下去，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官却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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