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85)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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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1981年10月的墨尔本会议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在咖啡室里同一个印度人相遇的经过。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找饮料喝。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代表团的一分子，他说不是，他是乌干达代表团的团长，代表无法出席的奥波特总统赴会。我感到惊讶（印度人遭受伊迪·阿明迫害长达十年，他们都已经逃离乌干达），问他有没有回过乌干达。没有，他的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他曾经是乌干达驻伦敦最高专员。他在伊迪·阿明当权时离开。我问起乌干达国会议长的近况，他曾于1964年1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国会大厦，为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过招待会。　　他是个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对他那栋石砌的国会大厦引以为荣。恰巧这位前议长准备第二天到墨尔本，同我面前的这位驻伦敦最高专员会面。前者被迫离开乌干达，后来在达尔文落户，成为一名推事。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心酸。乌干达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不仅担任议长，也给乌干达的经济恢复或增添生气，就像锡克教徒在其他多个经济体，包括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一样。他是1971年那场政变的牺牲品。伊迪·阿明当时趁奥波特逗留新加坡期间，把他推翻。　　两年后在德里，我在女王的晚宴上坐在奥波特夫人旁边。奥波特夫人追述她在1971年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在政变中从坎帕拉逃到内罗毕，为我描绘了乌干达悲剧的另一个层面。他们被送回国，后来又再逃跑，在达累斯萨拉姆流亡数年。她在1980年，即伊迪·阿明遭废黜后一年，才返回乌干达。重掌总统大权的奥波特比以前更忧郁，锐气也大减。同奥波特夫人一席话让我窥见玛干达所经历的浩劫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力。她发现国人都变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付出劳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伊迪。阿明的统治下过了9年惨无人道、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日子，人们变得要什么就抢什么，完全丧失创造文明生活的一切习性。后来新加坡派往协助联合国部队的警察分遣部队，在汇报他们于1991年至1993年间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经验时，我想起了乌于达。经过20年的动乱，柬埔寨的残局比乌干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连向北京提都不提就干脆继续治理下去。她说，港督告诉她，他没有合法的权力把租期延长到1997年之后，所以她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手上的牌很少。最理想的做法是等候中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大法官谈到巴哈马举国普遍嗜吸可卡因，毒贩因此大捞油水。毒贩乘小型飞机从南美洲飞人巴哈马，在海关人员和其他官员的纵容下，由海空两路把毒品运人美国大陆。在。转运的过程中，一些毒品落到当地百姓手中，足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高居要职的政府部长也有一手。当我离开拿骚时，我对世界上可能存在世外桃源的最后一点憧憬也幻灭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共和联邦会议是在1989年10月，地点是吉隆坡。一如上一届，1987年0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冲淡无奇，缺乏“热门”课题。在浮罗交信“闭关”期间（与会者到某个度假村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同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促膝长谈，向他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和文化。贝娜齐尔容貌姣美，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气，非常上镜。阿锡夫是一个性格奔放外向，从事多种生意的商人。他一点也不忌讳让我知道他在从事什么行业，什么交易他都愿意考虑——对他来说，人生就是关乎做成一笔好交易。他从事水果和其他出口生意，还有房地产生意等等。我答应介绍一些水果人口商向他买芒果。1995年，他陪妻子到新加坡出席会议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虽然他做事并不循规蹈矩，但还算讨人喜欢。可是我无法想像他下得了手杀死自己的妻舅。在贝娜齐尔被总统罢免后，巴基斯坦政府是这么指控他的。　　最后一次出席回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共和联邦会议，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于1990年卸下总理的职位。我在他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英国和旧自治领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血缘关系。它们和新的独立国仍有密切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各国仍旧享有共和联邦的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麦克米伦首相是属于帝国时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前线打过仗的那一代人。当他倡议让英国加入欧洲，旧白人自治领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们曾在两次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插话，一语道破麦克米伦给予的保证，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它仍旧会同共和联邦保持密切联系，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我治理的是一个联邦，知道联邦怎么运作。”各邦要么倾向统一，越挨越近，像澳大利亚的情形；要么倾向分裂，越离越远，直到最后彼此脱钩。它们总是不断地在演变，没有停顿的卜刻。这种组织容不下另一股动力并存。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同共和联邦的联系将渐渐削弱，日益消失。过去40年来，每逢回首，都叫我想起孟席斯这番预言有多灵验。　　英国跟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连上一代的共和联邦成员国，尽管同英国血脉相连，彼此在60年代共同拥有的深厚感情联系也荡然无存。大家在不同的大陆上各奔前程。到了25年后，英国还在为了是否采纳统一货币欧元，以及（许步入所担忧并且不愿意见到落实的）成为欧洲超国家联邦政府的一分子而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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