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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当年的热门话题大部分都昙花一现：国际经济新秩序、南北对南南合作、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政策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尽管如此，每一次的会议依然有其目的。一位领袖可以开门见山向另一位领袖指出某些问题，使理亏的一方不得不进行辩解，如印度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甘地夫人无法为印度的立场辩护，她也没有那样做，这一点值得赞扬。这一切触动了其他领袖的心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共和联邦召开会议期间，每个政府首长都获共和联邦之首——英女王的接见。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971年在新加坡举行的0会议，当时希思政府因故决定英女王不到新加坡来。我是在1966年9月第一次拜会她的。她若无其事却能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的本领，叫人喷喷称奇，那种社交技巧是经过训练和多年实践才那么炉火纯青的。她和蔼可亲，友善，也真的关心新加坡，因为她的叔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曾经告诉她有关他在新加坡担任东南亚联军总司令时的点点滴滴。

　　1969年五月，我在伦敦拜会女王，她为英国决定撤离新加坡表示歉意，并为英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如此结束而显得难过。她于1972年到新加坡来访问，以弥补1971年未能成行的缺憾。我尽力安排她参观访问蒙巴顿勋爵曾经向她介绍过的地方，包括蒙巴顿勋爵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政府大厦、他曾经住过的总统府，以及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聚集在路旁等待她经过的群众，比我预料的还多。每当她从车子里出来，他们就蜂拥而上围着她。女王的私人助理秘书菲利普。穆尔，也就是50年代驻新加坡的英国副最高专员，要求我别安排保安人员阻挡群众，因为他们都显得友善。女王表现得非常从容、开心和轻松。

　　为了纪念那次访问，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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