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88)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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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场面使人缅怀过去。　　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而1939年9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　　他一旦对某项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主义的立场。1977年4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月的共和联邦会议上向英国领袖提出双边课题。我说，双边纠纷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银禧纪念庆典上提出，不过，我抗议英国说服德国促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阻止由新加坡制造的袖珍型计算机和黑白电视机进口，而且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我指出，我们的袖珍型计算机是利用了美国高科技制造的精密产品，远胜英国技术。停止从新加坡进口这些产品意味着英国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购买同样的货品。至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制造的黑白电视机，情况也一样。后来，英国撤销了贸易壁垒，因为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保不了英国人的饭碗。　　卡拉汉曾经问我：“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像蚂蚁般地工作，拼命增加出口量，却从不进口产品。”他对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见，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人道行为加深了这种看法。他不了解他们。跟后来的撒切尔夫人不同，他不以为引进日本投资能使英国重振工业。他对非洲、印度和共和联邦的其他成员更憾兴趣。他的世界观局限于君王和帝国。　　在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举行期间，他给足机会让非洲领袖畅所欲言，特别是针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发表意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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