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0)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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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23、相知说澳新　　亚欧悼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然入侵，骤然改变了新加坡留给澳大利亚人的回忆。大约18000名毫无战斗经验的澳大利亚军人，连同七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必须在空中掩护不足的情况下，同身经百战的日本皇军交锋。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的时候，已有大约2000名澳军战死沙场，1000多人受伤，约15000人沦为战俘。　　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由于营养不良、患病或遭受折磨而死亡；恶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沿线，情况更惨。在新加坡的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许多墓碑默默地见证了烈士们为英王和国家捐躯的英勇行为。成千上万名澳军在新加坡被日本皇军俘虏将永远印在澳大利亚全体人民的记忆中，这场浩劫的惨烈仅次于加利波利半岛事件。不过新加坡比较靠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来说有较密切的战略关系。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保持同英国的旧日联系，澳军也重返新加坡。　　澳军一支分遣部队驻守在马来亚，直到英国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我敦促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把部队继续留在马来亚。1969年1月，趁着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戈顿同我和英国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新西兰总理基思。霍利约克与东姑等人举行初步会谈，讨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防务新协议。戈顿当时如坐针毡——忐忑不安的神情和说话的声音都说明他不愿意挑起这副重担。他知道，重担大部分将落在澳大利亚肩上，因为英国正逐步淡出本区域。　　我们同意延期到同年6月在堪培拉举行另一次会谈时再做决定。但是那年5月，吉隆坡发生了种族暴乱，威胁到澳大利亚继续参与新马防务协议的安排。前此我已经交代了这件事后来如何获得解决。尽管戈顿有所顾虑，我们还是在1971年12月通过书信往还，达成五国联防协议。性格比较坚毅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科姆。弗雷泽不赞成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而打退堂鼓。最后戈顿还是决定在1971年以前把澳军撤出马来亚，并调到新加坡来。澳大利亚担心没有能力担当这个责任。他们知道，只有一小分队的新西兰军会留下来，和澳军一起驻扎在新加坡。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只能凭着澳、新、美三国共同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向美国求助。　　一开始我们和澳新两国政府就有良好的默契，因为彼此对区域安全的看法不谋而合；大家都同意越战的局势越来越棘手。我同哈罗德。霍尔特、他的接班人戈顿，还有威廉·麦克马洪的关系也都不错。1972年，工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掌握了执政大权。诺曼。柯克总理对安全问题的态度坚决，因此没有改变新西兰的防务立场。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却对澳大利亚向越南和马来亚/新加坡做出的防卫承诺感到不安。他在1972年大选获胜后不久，便决定让驻守新加坡的澳军退出五国联防协议。　　最初在70年代，我们要求利用澳大利亚的训练基地进行军事演习，对方并不乐意帮忙；新西兰则一口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在1980年改变政策，准许我们在澳大利亚举行陆地演习；1981年又让我们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个基地训练空军。保罗·基廷在叨年代初出任工党政府总理期间，进一步允许新加坡武装部队扩大在澳大利亚受训的规模。约翰·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国民联合政府一直遵循这个政策。澳大利亚同新加坡的地缘战略目标相似，双方都认为美国在本区域保留部分军力，是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均衡必不可缺的因素，对这一带的安全和稳定有益。没有这个安稳的力量，亚太经济当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大前提下，彼此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歧见都显得微不足道。　　§要求澳大利亚开放经济　　我尝试游说弗雷泽多年，要他开放国家经济，让澳大利亚加入竞争，成为本区域的一分子。我向他和他的外长安德鲁·皮科克解释过，通过积极参与防务和安全事务以及援助他国的计划，他们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重量级国家。但是，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却使他们同这些成长中的经济体绝缘，因为澳大利亚的限额制和高关税导致这些国家无法向它出口简单的制成品。按照常理，他们接受我的论点，可是在政治上弗雷泽却没有那样的胆识去跟澳大利亚工会或制造商对抗，因为工会或制造商都要求政府给予保护。　　1980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首脑亚太区域会议上，弗雷泽企图发动反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护主义政策的运动。这类政策使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出口时被拒于门外。我提醒他，发展中国家不会给予多少支持，因为在它们看来，澳大利亚也以相同的政策保护那些失去了相对优势的国内工业。更何况对东盟的成员国来说，澳大利亚跟它们越来越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它们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下来的历届澳大利亚政府拉近了澳大利亚同亚洲的距离。继承鲍勃·霍克出任总理的保罗·基廷深信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有必要借重亚洲，他也亲自推动亲亚政策。基廷的头脑清晰，对经济有充分的认识，地缘政治触觉又强，在霍克的班子里当过财政部长多年。不过，作为工党出身的总理，澳大利亚工会对工党的强大影响力局限了他的作为。埃文斯用心接近亚洲还有另一位部长特别用心去接近亚洲，那就是加雷思·埃文斯。他的头脑机灵，受到挑战时更是牙尖嘴利，但是他的心地好。在霍克和基廷的班子里，担任外长的埃文斯彻头彻尾地改变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他以促使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发展，共博亚洲经济增长的成果作为目标。他不愿意看到当日本人以日本的科技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时，澳大利亚还停留在只是向日本出口原料的阶段。埃文斯同东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那一定费了不少苦功，因为大家的习性大相径庭。在东盟，大家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而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消除重大的歧见，所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追球。　　在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初期，我以为他的亚洲政策照例又是表面功夫。基廷上台后沿袭这项政策，我这才断定，澳大利亚政策正经历大转变。澳大利亚人重新检讨了自己的假设和评估。澳大利亚固然脱胎于英国和欧洲，但是他们的前途更加紧系于亚洲。他们发现，跟澳大利亚经济最能相辅相成的其实是东亚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东盟等，需要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矿物。对它们来说，澳大利亚广袤的空间、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沙滩都是再理想不过0的度假胜地。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虽然是澳大利亚强有力的盟友。但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却会同澳大利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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