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1)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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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1994年4月。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周刊于悉尼召开的会议上，外长埃文斯邀请我开诚布公地谈论澳大利亚。我把他的话当真，于是我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财富多得叫人不知从何选择的幸运之国”。澳大利亚的消费高，储蓄低，竞争力弱，经常性账目赤字大，债务多，出口以矿物和农产品为主。如果澳大利亚要使经济完满改组，同其他国家竞争，我相信更多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邀请我赴会的几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编辑大篇幅报道了我这番坦率的讲话。不过，当地小报却愤愤不平。这些小报是澳大利亚问题的祸根之一。澳大利亚大众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1991年摄制的一套电视片集，把东亚的经济成就描绘成“第三世界的人间炼狱，那里尽是血汗工厂、性旅游业和压制人民的政权”。它们完全漠视现实：越来越多台湾人在美国留学和就业之后，把美国的科技和知识带回台湾，建立自己的硅谷。　　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全国报业俱乐部对澳大利亚媒体给予回应：它们没有尽到职责以让澳大利亚人民了解，一个人口将近20亿的区域，正从落后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工业化和高科技的社会。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正培育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已经让日本人有能力把卫星送上太空，并且也能探索基因工程的奥秘。这些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媒体连一个字也没提。反观美国媒体，它们对东亚的工业化过程和高增长都做了报道。澳大利亚学术界虽然消息灵通，一般民众却不然。由于这种无知，任何一届澳大利亚政府都难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以改变经济方针和移民政策。　　随着东帝汶爆发危机，澳大利亚的命运是否同亚洲息息相关顿时成为焦点。1999年1月27日，印尼外长阿里。阿拉达斯在总统哈比比担任主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戏剧性地宣布，当局将同东帝汶人进行“人民协商”，以决定要接受特别自治方案或独立。这个声明改变了东帝汶的命运，也给印尼和澳大利亚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和总理霍华德同哈比比交情好是众所周知的。哈比比有别于苏哈托，他会说英语，而且乐意听取他人的劝告，特别是在东帝汶的课题上。　　澳大利亚想拔掉东帝汶这根困扰着澳印双方关系的刺。他们建议哈比比实施“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法国经过15年的准备，在1998年才让当地人举行全民投票，表决要保留法属关系或独立。）哈比比向马宝山忆述（详见第16章）澳大利亚大使约翰·麦卡锡跟他讨论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的经过。哈比比告诉麦卡锡他不会答应让东帝汶在印尼的经济支援下利用15年时间过渡到独立。东帝汶如果拒绝自治方案，便得自生自灭，印尼不会充当他们的“有钱叔伯”。哈比比说，霍华德后来写信给他，信里提到的建议是哈比比的主张。　　哈比比于是在1999年1月21日匆匆写了备忘录给内阁要员，要他们研究，由人民协商会议决定该不该让东帝汶堂堂正正地脱离印尼共和国，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他附上霍华德的来信，信上强调东帝汶舆论坚持要自决前途。哈比比要不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决定好要让东帝汶自治或独立。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5月间在纽约签署协议，准备在同年8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6月通过议案，成立了联合国东帝汶监督团。　　但是阿拉达斯做出惊人的宣布后不久，印尼就在2月开始武装东帝汶的亲统一民兵。亲独立的人士被屠杀、恐吓的事件日日上演。尽管困难重重，监督团还是在8月30日成功地举行了投票，投票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结果将近80％东帝汶选民支持独立，但是投票结果在9月4日揭晓之后，当地顿时变成人间地狱。整个东帝汶受到有组织的摧毁，居民都被赶离家园：25万人被赶到西帝汉，其余人口逃到山里。　　在国际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哈比比一星期后终于开口要求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协助恢复当地的秩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议案，授权派遣一支多国部队到东帝汶。领导多国部队的必然是澳大利亚，达尔文是最靠近东帝汶最能充当多国部队基地的地方。澳大利亚人再次领教了邻国印尼人民的情绪化。　　印尼对外声明宁可接受东盟部队的帮助，但是私下里，印尼国军基层并不赞成，同时暗示可能会发生伤亡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只派遣通讯与后勤支援小组参加而不出动战斗部队。澳大利亚必须负起率领多国部队的重任。澳大利亚担心东帝汶人把他们当成一支白人部队，因它由4000个澳大利亚白人士兵，外加1000个以新西兰白人为主的后援组成。澳大利亚于是转向亚洲国家寻求支援，并且以东盟国家为主。9月份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在奥克兰召开会议时，霍华德总理在会上要求新加坡加入维和工作，吴总理答应了。新加坡承诺提供一组医药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联络军官，外加后勤支援和两艘坦克登陆舰。它从300万人口中派出270人参与这项工作。　　安理会授权派遣多国部队到东帝汶次日，新加坡武装部队小组抵达达尔文。新加坡武装部队任务指挥官梁建鸿上校同多国部队指挥官彼得。科斯格罗夫少将一起飞到东帝汶首府帝力，会见印尼恢复秩序行动指挥部人员。第一批多国部队人员在9月20日抵达帝力的时候，科斯格罗夫的队伍里有一张新加坡人的脸孔。　　1999年9月28日刊行的《公报》（澳大利亚一份周刊）报道：“按照‘霍华德主义’——总理本人欣然采用这个名称——澳大利亚以类似‘副手’的身分，相对于美国扮演的环球警察角色，在本区域进行维持和平的工作。”这篇报道立刻招致马来西亚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驳斥。他说：“当前局势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扮演领导、指挥或副手的角色。他们（澳大利亚人）不顾我们的感受。”泰国外交部官员的遣词造句比较客气，说澳大利亚人自封美国的副手头衔负责维护本区域的安全，这样做不得体。直到霍华德在澳大利亚国会里表示，澳大利亚并非充当美国或任何国家副手的角色，“副手”是《公报》通讯员自己杜撰的字眼，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不过，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批评澳大利亚士兵把枪对准可疑民兵的头部是“相当粗暴”的做法，给原本就议论纷纷的局面火上添油。马哈蒂尔还说：“印尼一直不断往东帝汶注入大笔资金，国际社会应该给印尼机会推行民主，向东帝汶人证明他们跟印尼统一是有利可图的。”同卡洛斯。贝洛主教共同赢得诺贝尔奖的东帝汶领袖若泽。拉莫斯一奥尔塔就马哈蒂尔的谈话回应说，马来西亚“在维护东帝汶人权方面的记录糟透了，没有人会同马来西亚的指挥官合作，甚至可能出现平民全体抗命的局面”。　　拉莫斯·奥尔塔一心想改变较早时联合国秘书长建议由马来西亚人指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计划。维和部队定在2000年回月取代多国部队。他补充道：“东帝汶不想成为东盟的一部分。我们要成为南太平洋论坛的一分子。”东帝汶领袖已经断定澳大利亚是最值得信赖的邻国。　　澳大利亚是被迫卷人东帝汶的纠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部队在东帝汶同日军交战时，得到当地人的协助，后者却因此遭受日军残暴的惩罚。加上惠特兰总理几次同苏哈托会谈都默然认同后者占领东帝汶的企图，使澳大利亚更加感到内疚（印尼的说法是惠特兰鼓励苏哈托这么做）。在1976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澳大利亚更就东帝汶决议案投票支持印尼。新加坡旧时选择弃权。东帝汶在1975年被占领之后，压迫接题而来，东帝汶抗争战士继而在澳大利亚设立大本营，问题就这样酝酿了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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