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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同班达拉奈克一样，杰耶华德纳是基督教徒出身，后来皈依佛教，并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以便跟人民认同。在对多年的岁月中，他经历过无数次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不如意的日子比得意的时候多，渐渐地，对无法达到目标而被迫降低要求也就等闲视之了。他要脱离导致国家破产的社会主义政策。他在悉尼同我见过面之后，到新加坡来，说要让我们参与斯里兰卡的发展。他对政治那种讲求实际的办事手法使我对他另眼相看。他说服我于1978年4月到斯里兰卡访问。他说，他将给予贾夫纳的泰米尔人自治权。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对僧伽罗人凌驾于泰米尔人之上这个课题是绝不可能让步的。僧泰两族的纠纷在1983年引发内战，摧毁了斯里兰卡走向繁荣的希望，多年以后，甚至是几代以后它都将无法振作。

　　杰耶华德纳有一些弱点。他想创立航空公司，因为他相信这是进步的象征。新加坡航空公司雇用了一名能干的斯里兰卡机长，我能割爱吗？当然可以，但是一名航空公司的机师如何去管理一家航空公司呢？他要新航帮忙，我们照办。我劝他，他的当前急务不是开办航空公司，因为这类企业需要很多有才能和卓越的行政人员，才能使业务步上轨道。他需要这些人才来从事水利、农业、建屋、工业促进与发展，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项目。成立航空公司是一种骄人的工程，对斯里兰卡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他坚持己见。

　　于是，我们协助他在六个月内把航空公司办起来，调派80名新航职员到新的航空公司帮忙三个月到两年，并利用我们的全球营业网络协助他们，还帮他们设立海外办事处，训练职员，创办培训中心等等。但是新公司没有健全的高层管理。当前面提到的那个机师——现已当上新公司的主席——不听我们的劝告，坚持购买两架二手客机时，我们决定抽身俪退。运载能力扩大五倍，现金周转不灵，缺乏训练有素的职员，服务不可靠，乘客不足——新公司注定要失败。结果确实以失败斯里兰卡以新加坡为仿效模式，是看得起我们。他们宣布将睬纳新加坡式的限制区执照计划以减少进入市区的交通流量，结果行不通。他们以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模式，在1982年开展住房计划，却没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建立了一个范围比新加坡面积稍小的自由贸易区，要不是“泰米尔之虎”，这个贸易区倒有希望成气候。“泰米尔之虎”的恐怖策略把投资者都吓跑了。

　　杰耶画德纳铸大错杰耶华德纳铸成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在分配干旱地区填土地段的问题上。他利用外来援助恢复一个古老的水利计划，靠水库储存山间湿地引来的水。不幸的是，他把土地全给了僧伽罗人，有史以来就在这片干旱地区耕耘的泰米尔人，什么也没有分到。受到这样的剥削和排挤之后，泰米尔人组成泰米尔之虎发动攻势。杰耶华德纳的私人秘书告诉我，那是主要的错误。这个秘书是贾夫纳泰米尔人。对杰耶华德纳忠心耿耿。随后爆发的战争导致五万人死亡，更多人受伤，还有许多领袖被暗杀。打了超过15年，战事还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杰耶华德纳在1988年退休，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无计可施。他的继承者拉纳辛哈。帕雷玛达沙是个僧伽罗沙文主义分子。帕雷玛达沙要驱逐印度军队，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印度军队是在香斯里兰卡执行不讨好的任务。印度军队走了，帕雷玛达沙的处境更糟。他尝试同泰米尔之虎谈判，但是失败，因为他不愿意做出足够的妥协。

　　他当上总统以后，我在新加坡同他有数面之缘。我力图说服他：这个纠纷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惟有政治对策——一个贾夫纳泰米尔人和世界各国认为公平的政治对策，才能奏效。这一来，泰米尔自治运动的温和拥宪派系泰米尔统一解放阵线就没有理由拒绝。我说，他的目标必须是通过选举给泰米尔人以自治权，使恐怖分子丧失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却深信自己有能力歼灭他们。1991和1992年，他派遣斯里兰卡军队同泰米尔之虎拼个你死我活，结果无功而返。1993年，一个身怀炸弹的敢死分子在五一劳动节游行大会找上他肥他和许多人一起炸死。他的接班人，也就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之女钱德里卡。古玛拉堂伽总统，尝试采取谈判和战争二者兼施的策略。她收复了贾夫纳半岛，但是没有歼灭泰米尔之虎，战事依然不断。这个国家的古老名称“seenp”是英文字“Seehpty”（有意外发现奇珍异宝的本领之意）的词源，现在却成了纠纷、悲痛、哀伤和绝望的代名词，真是可悲。

　　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两国在1968年建交，但是多年来在贸易或其他方面甚少往来。在国际事务上，我们没有共同的立场可言。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和柬埔寨纠纷——两国都由苏联提供援助——才把新巴两国拉在一起。

　　齐亚·哈克总统在1982年到东南亚巡回访问时，访问了新加坡。他告诉我，他访问新加坡的惟一目的是同我见面。他推崇我为新加坡现代化的功臣，我以自己一贯的答复告诉他，现代化的新加坡是整体合作的成果。我们谈论了印巴关系。新印双方当时因为对柬埔寨问题存有歧见而发生摩擦。我同意齐亚的看法，就是苏联的战略和意图造成了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战争。

　　他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我在1988年3月成行，他隆重地欢迎我，就跟马科斯总统在1974年迎接我的情形一样。我们乘搭的商用客机一飞越拉合尔附近的印巴边界，六架F－16型战斗机就一路护送我们到伊斯兰堡。我检阅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礼炮鸣放19响，数百名挥舞彩旗的儿童、身穿传统服装的舞蹈员在机场迎接我。伊斯兰堡的环境显然比德里干净，打理得整齐多了，不像德里那么儠遢，市中心也没有贫民窟和人潮汹涌的街道，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宾馆和酒店水平也比较高。

　　齐亚体格粗壮，一头乌黑的直发细心地往后梳理，胡子浓密，声音响亮，流露出满怀自信的军人风范。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他下令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禁酒，一如其他民众。作为他的宾客，我们在宾馆可以喝到当地酿造的啤酒。齐亚在晚宴上即席发表演讲夸奖我——不单就新加坡而言，而是特别针对我敢于驳斥西方新闻界一事。他一直留意新加坡政府和西方媒体一来一往的辩论，并为我们喝彩。他曾经在他们笔下吃过苦头，因此为我们的并不忍气吞声而高兴。他颁给我一枚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勋章”。

　　在离开巴基斯坦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我赞扬齐亚总统勇于冒险为阿富汗提供后勤支援。如果他是一个胆怯的领袖，当初宁可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世界局势会变得更糟糕。不幸的是，5个月后，新巴两国关系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就在疑云重重的坠机事件中丧生了。

　　新巴关系再次陷于低潮，直到1990年11月，纳瓦兹·谢里夫当上总理。谢里夫体格健壮，身高中等，但是以巴基斯坦人的标准而言，算是矮小的。他不过是个40多快50岁的人，头顶却已光秃。谢里夫和布托家族的两位领袖不同，他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出身，而是来自拉合尔一个做生意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巴基斯坦军事领袖，包括齐亚统治期间，创立了钢铁、白糖和纺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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