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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到访惶。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过渡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验，汲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哀。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二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

　　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军事力量支配另一个国家。说这话时他看来镇定、冷静而诚恳。他说，苏联正忙于改革，面对棘手的抉择问题，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如何抉择，做出抉择之后又该怎么进行。苏联曾在1917年尝试推行改革，结果却不如所料。现在他要试着从头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他也很珍惜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我说，苏联的改革能在那么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简直是个奇迹。如果能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度过今后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对他不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敬意，否则这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他回答说，任何国家无论处在经济或文化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说不上谁是第一等，谁是第二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戈尔巴乔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1％的人投他一票。中国人，不管是领袖还是普通老百姓，没多少个会同情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眼中，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瓦解了苏维埃帝国，这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乐于看到的结局。

　　苏联瓦解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毕竟我们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不多。第一次有迹象显示苏联的制度濒临崩溃，是他们的捕鱼船队抵达的时间不定，也没有规律。渔船船长纷纷到其他地方卖鱼，有时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员的酬劳以及收费比新加坡船坞低廉的修船厂的修船费。莫斯科的中央集权也守不住了。他们的航空公司“苏联航空”也陷人类似的困境，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飞机的燃油费，还得向新加坡的莫斯科银行乞讨小额现金，才付得起燃油费飞回莫斯科。

　　尽管混乱的局势不断恶化，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满载苏联旅客，前来选购电器用品，东西一过了莫斯科关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对这些搞贸易的个体户来说，新加坡之旅还真是有利可图的一门生意。渐渐地，来的苏联女子比男子还多。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她们仅需自备机票和从机场到酒店的的士费，自有男顾客在酒店里等着为她们提供购买电器用品的一切费用，让她们在短期逗留后带着回国。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是个正人君子，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亲自到苏联内政部去，要求当局别再发出护照给这些妇女。但是这些深具生意头脑的年轻苏联女郎还是源源而来。

　　回想1970年9月到苏联访问，在黑海的度假别墅同柯西金总理会面的情景，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未来胜券在握、踌躇满志。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清朝最后的数十年，中国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是俄罗斯仍然拥有一个最强大的威慑力量——核子武器，它能轻易吓阻任何想趁机摧毁它的掠夺者。谁若是以为俄罗斯民族强盛不复，也许都不应该忘了这个民族即使在一个苟延残喘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学家、国际象棋大师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俄罗斯民族可不会像苏联官僚那样，甘于就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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